萨尔加多的心理盐田：摄影的丑陋在于对象的痛苦

南通亲子鉴定

海鬣蜥 。摄于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2004年）
加拉帕戈斯群岛，达尔文进化论的诞生地。在这里，年过花甲的巴西摄影师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Sebastiao Salgado)和他的向导已经追踪一种名为海鬣蜥的巨兽长达数月之久。这种曾被达尔文称为“躲在暗处的鬼怪”的巨蜥，身披“重甲”，相貌奇丑，因为身体颜色和岛上的多孔岩相近，在陆地上的行踪神出鬼没，稍不留神就会和它“擦肩而过”。经过多日的反复观察，萨尔加多发现，对海鬣蜥来说，最佳的拍摄时机就是待它趴在浅水处岩石上吃着海藻，大快朵颐之时，对食物的极度渴望会让它安静而富有耐心。

海鬣蜥似乎对若隐若现，与它不停周旋的摄影师以及他的镜头不再那么“反感”。就在巨蜥安静地享受享受海藻美餐之时，在一旁恭候多时的萨尔加多按下了快门。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尽管机会一瞬即逝，但摄影师并没有用大而全的平庸构图摄下海鬣蜥的全景图，相反，像是已经精心构思多时，萨尔加多让镜头化身“显微镜”，使海鬣蜥爪子上的鳞片和修长的指甲以极为细腻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见微知著，这种局部的构图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了这种陌生物身上所蕴含的“恐怖之美”，远比人们在网络上所能见到海鬣蜥全身图片更具视觉冲击力和震撼力。

今年已经71岁的萨尔加多，被誉为与布列松齐名的摄影大师。实际上，在摄影界，他的名字俨然就是纪实摄影的同义词，影响了几代摄影师。从29岁放弃了收入优渥的经济师工作，成为专业摄影师开始，萨尔加多的镜头绝大部分时间只拍了一种动物——人类。他先后在西格玛、伽玛和玛格南图片社任职，之后又和妻子创立了图片社。他的作品将战争、贫苦、饥饿、触目惊心的恶劣劳作环境，以黑白、高反差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眼前。《帕拉达山区露天金矿》《埃塞俄比亚饥荒》《科威特的恐怖》一系列具有历史深度的作品，为他带了名声和荣誉。


南露脊鲸。摄于阿根廷瓦尔德斯半岛（2004年）
十年前他回到故乡巴西，看到自然环境急剧恶化，遂决定带着他的相机一起改变。10年时间，游历32个国家和地区，从南极、非洲、亚马逊流域、潘塔纳尔湿地到地球最北端，萨尔加多的脚步横跨整个地球。不止海鬣蜥，阿尔伯格和廷梅尔祖嘎之间的大沙丘、遭人猎杀的赞比亚非洲象、难得一见的南露脊鲸、世上唯一配戴唇盘的苏尔玛族的妇女等245幅摄影作品，共同构成了他的史诗巨制《创世纪》系列。

近日，萨尔加多《创世纪》个人作品摄影展登陆中国，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展出。作为策展人，萨尔加多的妻子莱莉娅•瓦尼科•萨尔加多(Lelia Wanick Salgado)，发挥了设计师的专业特长，将萨尔加多的照片归入不同色块之中。比如，红色代表了夫妇俩对非洲日出的共同记忆，而冷灰色则应和了北方的寒冷与荒蛮。在莱莉娅的精心策划打造之下，《创世纪》之中潜藏的对无数地球生灵满满的爱意被悠然释放，就像写给这个星球一封精致的情书。


穆尔西族和苏尔玛族的妇女是目前世上唯一仍旧配戴唇盘的女性。摄于埃塞俄比亚马果国家公园达尔圭的穆尔西部落（ 2007年）
融入拍摄情境

“最初决定拍《创世纪》系列的时候，我只知道要去哪里拍，但不知道会带回什么样的照片，这正是摄影令人着迷之处。”当人们戏谑地调侃“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却纠结于各种各样的理由无法成行，萨尔加多却老当益壮，每年仍然有一大半时间和自己的团队一起旅行在外。“家乡的环境巨变为我带来了巨大的创作动力，”萨尔加多表示，自己将镜头从人本身转向大自然和原始部族，旨在让人们“零距离”感受到地球生命的存在。“现代生活让我们无法触摸真实的地球，让我们不再觉得自己就是这个星球的一部分。照片也许是我们穿越时光，找回人类本能，重新亲近自然的一条捷径。”

其实，蛰伏等待巨蜥安静下来，卸去防备，并不是整个创作过程中最艰难的一环。很难想象，拍摄《创世纪》中的作品，67岁的萨尔加多整夜匍匐在潘塔纳尔湿地，仅仅为了捕捉鳄鱼头伸出水面的刹那；在零下45摄氏度的严寒中跋涉47天，只为跟随西伯利亚原住民涅涅茨人牧放驯鹿，抑或是步行850公里横穿埃塞俄比亚山区，拍摄不为人知的穆尔斯人和苏尔玛人部族。


赞比亚的非洲象。摄于赞比亚卡富埃国家公园（2010年）
事实上，《创世纪》的内容虽然和萨尔加多之前创作视角有所不同，但其黑白色调和高反差风格，却和之前的作品一脉相承。而且，摄影师本人的工作方式也并没有太多的改变，即使拍摄对象由人类变成了动物，他还是一如既往，试图了解和融入拍摄者真实的生活环境。

受到“堪的”派摄影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Cartier.Bresson) 的影响，捕捉决定性瞬间也是萨尔加多的创作宗旨。不过，和布列松为代表的摄影家们那种自然、松散、不经意、快速拍摄的原则不同，萨尔加多融入拍摄情境的做法，让他的拍摄过程漫长，而他的作品构图、用光也更为严谨和精致。

1984年，埃塞俄比亚发生大饥荒，饥饿和极度营养不良致死人数达到100万。萨尔加多冒着生命危险，突破各种阻扰，在那里记录下了人类在生命边缘挣扎抗争的身影。与当时的其他摄影师的角度不同，萨尔加多并没有用居高临下的手法和长焦特写去表现饥民们夸张的形体。大多数时候，他的切入点就像一个邻居，一个陪伴在拍摄对象左右的朋友，与他们共同承担着悲苦命运。柔和的光线照射在这些痛苦的躯体上，这些在新闻报道中被符号化的数据，被还原成了一个个真实的面孔。萨尔加多以无声的方式抚慰他们，向世人传达着他们无法言表的苦难与无助。这组照片唤起了国际社会对埃塞俄比亚饥荒的高度关注，萨尔加多也因此在一年之后获得了奥斯卡•巴尔纳克奖，奠定了他在摄影界的大师地位。

除了饥民，萨尔加多的镜头里还有着在土坑中毫无安全保障的矿工、在乞讨和流浪中渴望保持尊严的无家可归者、生活动荡而艰辛的经济移民。二十多年前，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偶然在一家画廊中看到萨尔加多的照片。“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知道他肯定是位优秀的摄影师。”文德斯被萨尔加多的照片深深震撼，当即买下了两张，有一张至今挂在办公室的墙上。怀着对摄影师本人的崇敬，2009年，文德斯欣然答应与萨尔加多的儿子合作，为萨尔加多拍摄了纪录片《地球之盐》。

宏达叙事和精致构图，让萨尔加多的作品博得了“摄影教科书”的美誉，却因此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和诟病。他们认为，萨尔加多的照片将贫穷浪漫地诗意化，只适合挂在高档餐厅中作为装点，让饕客们端着盛满琼浆的高脚杯慢慢欣赏。事实上，萨尔加多也并非人们想象的利用镜头来美化苦难。他对拍摄者的遭遇产生的悲悯和同情，以及对不公和暴行的愤怒，并不比普通人少。


上世纪90年代，萨尔加多因为拍摄移民系列，在卢旺达经历了一生最艰难的时光。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一天里数以千计的人遭遇暴行丧生，这让他心头蒙上了巨大的阴影。“那段时间，和妻子做爱，没有精液射出，只有血。”做了体检后，医生却告知他的前列腺没有问题，仅仅是因为心理问题所导致的身体状况异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萨尔加多并不避讳这一段拍摄经历给他的生活带来的精神痛苦。

彼时，对人性失去信心，几乎打算放弃摄影事业的他，带着妻子一起回到巴西，继承了父亲的林地。和他低落的情绪一样，父亲场因为当地雨林过度开发，变得死气沉沉，儿时记忆中的动物和植物都消失了大半。在妻子的鼓励之下，萨尔加多振作起来，和朋友制定了详细的复兴计划，办起了土地学院，和当地居民一起努力，用了数年时间把这片林地变成了生机勃勃的森林公园。被治愈的不止是故土，还有萨尔加多的心灵。“我重新拿起相机，我想拍摄我们，但是是最初的我们，与自然和平相处的我们。”转型之作《创世纪》系列由此诞生。


萨尔加多：我不是艺术家，而是忠实的记录者

记者：《创世纪》系列是你筹划了十多年的作品，为什么这次选择在上海举办展览?

萨尔加多：上世纪90年代我在上海居住了一个月，走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去到了很多你们从来没走过的地方。可以这么说，我比你们在场的很多人都要了解上海。它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也是发展最快的城市。而中国在全球生态保护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上海办展，我们是希望中国的观众，尤其是观看这次展览的年轻人，能和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保护地球。

记者：你似乎对黑白摄影更加钟情?

萨尔加多：我并不排斥使用彩色摄影，但显然，黑白照片具有更强的概括力。彩色照片很容易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五光十色的光鲜外表上，诱导观众忽视人物和事物内在本质。在数码相机流行之前，我常用柯达Tri—X黑白胶卷。这种胶卷颗粒细腻，不论亮处或暗处都能产生丰富的层次，可以适应不同场合光线的变化。遇到更暗的环境，可以使用T-Max 3200，这样能省去闪光灯。

记者：数码相机的出现，对专业摄影师来说是一件好事吗?

萨尔加多：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虽然两者完全不同。我不习惯用闪光灯，数码相机在微弱光线下发挥出色，很多情况下，画质精良简超过了我的预期，给我的创作带来很大便利。我也不用担心机场安检的射线让胶卷曝光。

记者：你每年8个月都在外奔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萨尔加多：实际上，拍摄工作本身只占据了我工作时间的1%。完成作品最大的挑战其实是拍摄之外，比如制定合理的计划、勘察路线，协调包括向导、助手在内的整个团队，还有拍摄之后，挑选照片也要花费大量时间。这些琐碎的工作占到了我工作中的99%，真正的拍摄反而往往都在一瞬间完成。

记者：你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本来有一份收入颇丰的经济师工作，为了摄影全然舍弃，当初是否有过纠结?

萨尔加多：完全没有。之前，我在国际咖啡组织工作，前往世界各地的咖啡产地，为组织撰写研究报告。很偶然的机会，我拿起了相机。当我第一次翻看自己拍摄的照片时，我知道自己已找到一种新的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这种方式远比在报告的表格中填写枯燥的数据，能让我感到身心的愉悦。把一个瞬间凝固下来是如此奇妙的事情。从那一刻起，摄影就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后来，我去了巴黎，在那里学会了摄影，认识了我的妻子，当时她还是建筑师。我们形成了一个互补的创作团队，对我来说，摄影已经成了最主要的生活方式，是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


记者：成为一名优秀的摄影师，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萨尔加多：摄影师是人类的特殊群体。他可以不懂当代摄影，也可以不懂装置艺术。但他需要具备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基础知识，至少明白自己的想拍什么，在拍什么。照片是一种思想的载体，被放置到历史的坐标之下，才能凸显出厚度和价值，成为社会的某种参照。只有具备这些知识基础，你才可能拍出与我们生活的时代相关联的作品。而且，摄影师最好能像甘地那样，平和地融入到任何一种生活情景之中，而不是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旁观者。

记者：人们常常拿你和布列松比较，也有人诟病说你把苦难拍得太唯美。

萨尔加多：我不是艺术家，而是忠实的记录者。用信念去摄影，是我生活的准则。摄影唯一丑陋之处，就是被拍摄者正在遭遇的痛苦。不是因为我们的在非洲就要拍丑陋的图片，任何地方你都可以拍出丑陋或者美丽的图片，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太多的不公，是良心驱使我把这些人和事拍摄下来，借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我有我的风格，但我从来不会把自己的风格强加于现实，它一直就在那里，我只是用镜头捉到了它。相信直觉，深入情境，将“自我”搁在一边，在这一点上，我和布列松的出发点是相同的，虽然我们呈现的结果不同。

记者：摄影为你带了名誉，也给你带来了痛苦，你怎么样摆脱这种痛苦。

萨尔加多：说“痛苦”并不准确，我已经说过，摄影就我生活的一部分。它和我的生活完全是一体的。和其他人一样，我的生活有不少艰难时刻。我去过120个国家和地区，目睹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看到了人的种种灰暗面，但也有不少事物能让人高兴起来。当我休养之后度过最艰难的时刻，重新拿起相机，头脑中回旋着《哈利路亚》的旋律。一些作品的拍摄的确沉重的令人呼吸困难，但很多拍摄过程也有美好的一面，至少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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