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判决，真相却如此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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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Jonah Lehrer）我们如何作出道德和伦理方面的决定？如果我们的选择只是基于事实，通过问题的各种细节来作出判断，那就再好不过了。可惜事实并不是这样。弗吉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提出了著名的理论，我们的道德判断与审美判断类似。“当你在看一幅画时，你会迅速而自然地判断出自己喜欢或不喜欢。”海特写道，“如果有人要你解释为什么喜欢或不喜欢，你才会瞎扯一些原因。道德判断也几乎相同，两个人对某一事件感觉很强烈，最先产生的肯定是情感上的判断，而在表达的过程中才会虚构出互相攻击的理由。”换句话说，在作出伦理决定的时候，我们的理性并不像追逐真相的科学家。相反，理性是个律师。我们内心的律师收集点点滴滴的证据，并在事后作出辩解，用雄辩的言辞美化我们的第一反应，使它显得比较理性。但这种理性只是假象，是复杂的自欺欺人。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说得好：“作为理性动物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为每件事找到理由。”
Ed Yong在博客Not Exactly Rocket Science里介绍了一篇有趣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文章，其中描述了假释听证会上法官们纠结的心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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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沙依?丹齐格（Shai Danziger）的研究成果，他总结了十个月中1112例以色列监狱假释听证会的结果。纵轴是法官允许假释的案件比例，横轴是案件听证会举行的时间。而虚线代表法官上午茶或是午餐的时间。
“图片显示，结果十分戏剧化。囚犯假释成功的几率最初还相当高，在65%左右，之后迅速降低，几小时后几乎降到了0。而在法官们吃喝完毕恢复工作时，假释成功的几率又回升到了65%，之后重新开始下滑。囚犯的命运居然取决于听证会在一天当中的什么时刻举行。”
根据丹齐格的说法，这种效应是由人类一种已经广为人知的小缺点引起的，也就是疲倦的大脑更倾向于默认选择。（作出偏离默认的选择需要额外的精神力量。）对于法官来说，默认选择就是否决假释。因此，在漫长的工作日中，法官审理了一个个案件，他们也开始更加依赖于最简单的选择，也就是认知抵抗最少的选择。由于给囚犯找出值得假释的理由需要额外的精神力量，法官们更不喜欢这样做，因此第一印象也就掌握了控制权。（类似地，在完成一系列字谜之后，人们更不愿意欣赏“挑战审美观”的画作。）案件的细节再重要，也比不上前额皮质的疲惫。
* t7 t: X* e8 I( p6 r$ a$ K心理学家并不是第一次记录到人类在法庭决定上的这种偏向和缺陷。1989年，斯基德莫尔学院的心理学家谢尔顿?所罗门（Sheldon Solomon）进行了一项有趣的实验，有关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22位市法官。他告诉法官们，他正在研究个性与保释决定之间的关系。然而，所罗门偷偷在个性问卷中加入了一个能够引起死亡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一半的法官被强迫考虑“想到你自己的死亡，你会有什么感情”。在法官们完成问卷之后，所罗门要求他们为一个假想的保释案作出判决，其中嫌疑人被指控卖淫。对照组（没有思考过自身死亡问题的法官）将保释金定为50美元左右，数额符合亚利桑那法律指导原则。而想到了自身死亡的法官们却更加严厉——他们给出的保释金价位平均是455美元。
  L0 i6 J4 Y5 [) K/ k8 f6 U根据所罗门的说法，倏然而过的死亡念头让法官们更为保守，更愿意惩罚那些“违反文化价值观”的人。这被称作“死亡突显性”，在各个领域都有表现。一般来说，人们想到死亡的时候，道德判断会更加极端。我们会对“拥有相同世界观”的人更加肯定，对相反的人更加否定。（在随后的研究中，所罗门发现，事先让人们想到9?11，会让人更可能为共和党投票。）这表明如果你的案子会让人想到死亡，那可千万别在午饭前接受法官的审判。
2 o1 k. B. D8 @5 u; {当然，这些结果也不足为奇。法官毕竟是人，他们的选择会被各种感情和缺陷所左右。（要是没受这些影响才怪呢！）然而，正因为知道这些影响判断的力量存在，我们才能设法避免它们的影响。我们的道德判断永远会被情感和直觉左右，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依赖于我们是否需要休息。有些感情相对来说更为切题，因此法官总是需要审视自己的直觉，质疑内心的那位律师。这位囚犯真的不能被假释吗？还是说，只是因为法官饿了？
, X) e, R$ M/ U! k; d原文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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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5 N$ K; E& h6 A4 M# o博主介绍：Jonah Lehrer是Wired的特约编辑，是《我们如何决定》和《普鲁斯特是神经学家》的作者，同时也是New Yorker， NY Times Magazine和WNYC’s  Radiolab的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