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林见律师不该被拒》有感：程序，是正义的蒙眼布

濠滨风吟

原文摘要（链接https://bbs.0513.org/thread-2631151-1-1.html）：   
    王林因卷进绑架杀害弟子邹勇一案被刑事追诉，是一个修复司法公信力的大好机会。该抓不抓伤害法治，抓了不依法办案，同样伤害法治。王林的辩护律师在向萍乡市公安局递交律师辩护公函后，前往萍乡市看守所会见羁押中的王林，但遭到拒绝，理由是“案情重大”。如果说，两年来王林涉嫌非法行医、非法持有枪支等七宗罪而能一直逍遥法外，使得当地的司法公信力受到了严重伤害；那么现在王林因卷进绑架杀害弟子邹勇一案被刑事追诉，是一个修复司法公信力的大好机会，办法即是严格依法办案。但本案刑事追诉一开始，即发生了无法定理由拒绝辩护律师会见的情形，实在不应该。

正文：
    正义不仅应该被实现，还应当以人们可见的方式被实现。这是一句西方的法律格言，强调了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不管你是否反感西方文化，自改革开放至今日，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的先后制定、修改已经体现了中国对于程序正义的重视。例如，近几年随着一些屈打成招的冤假错案的翻案，中国的司法真正对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刑讯逼供说了不，这都是在追求程序正义的具体表现。

    中国人普遍向往实体正义，不管是自古便有天经地义的“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或是伸冤报仇，抑或是现代的药家鑫案、李昌奎案，无不强烈的反应了国人对于实体正义的追求。形成这种观念的原因或许不是我三言两语说得清的，元代著名戏曲家关汉卿有这样一部作品，叫做《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从文学和历史的角度来说，这部作品借宋朝故事来描绘了元朝汉人备受欺压的事实，反应了民众对于惩奸除恶的期盼，而这部作品也恰好是一个追求实体正义而忽略程序正义的故事。戏中讲道，鲁斋郎因善捕鸟而得皇帝宠信，欺男霸女、无恶不作，苦主诉至包拯处。包拯怕皇帝不愿意斩了自己宠臣，故上书皇帝道，有个犯人鱼齐即如何如何，细数罪状。皇帝见后，觉得此人当斩，准了奏。包拯拿着批复的奏章，在鱼下面加了一个日，把齐字补成斋，又把即字改成郎，就这么把鲁斋郎给斩了。这故事只是颇具代表性的一篇，作为中国千年来正义的代表性人物包青天，民间所流传的故事里，有不少的案子都是用了“瞒、赚”这样的小计谋，这些杜撰的故事既强化了包拯刚正不阿的形象，又满足了民众对于实体正义的期盼，至于“瞒、赚”之事自然是无人问津了。也许，正是数千年年来，民众处于长期的被压迫状态，长期的压迫带来强烈的期盼，因而使国人产生了轻程序、重实体的潜意识吧。

    “轻程序重实体”不可取，同样的“轻实体重程序”也不可取，上文中提到的李昌奎案同样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李昌奎案可谓是闻者惊骇、惨绝人寰，而正是这样一个案子，法官以“不能以公众狂欢的方式杀人，杀人偿命的陈旧观点也要改改了”这样的理由，最终判处了死缓。舆论劫持司法，我一直觉得这是个笑话，没有人会拿刀架在法官的脖子上大吼“你不判他死刑我就弄死你！”舆论给予司法的只能说一种压力，根本谈不上到劫持的地步，而真正决定案子判决结果的还是法官的自由裁量。而田成法官的此番发言，表面看来，法院以公正的程序审理得出的判决，合理合法。然而对比一下其他判死刑的案件，能说这样的判决是实现了实体正义吗？

    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用高中政治书上说烂了的话来讲，二者是互相统一又互相独立的。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保障，两者的目标也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追求一个公平正义的结果。而两者也有其独立性，程序正义有独立的评判标准，其实现并不依赖于实体正义的实现；两者之间会存在价值冲突，打个比方来说，程序正义是路上的各种交通信号标志，而实体正义是行车，不能绝对的说按照交通信号标志行车就永远遇不到事故，而是按照这样的规矩行车遇到事故的概率会比横冲直撞小的多。
   
　　曾经见过论坛有一位朋友讲过，正义本身是盲目的，因为正义女神都蒙着眼睛。我想说，蒙着眼睛不是盲目，而是“刻意选择”的与当事人及外界权势保持距离的一种政治与伦理的“姿态”，是一种自我约束。

    正义。其形象为一蒙眼女性，白袍，金冠。左手提一秤，置膝上，右手举一剑，倚束棒。束棒缠一条蛇，脚下坐一只狗，案头放权杖一支，书籍若干及骷髅一个。白袍，象征道德无暇，刚直不阿；蒙眼，因为司法纯靠理智，不靠误人的感官印象；王冠，因为正义尊贵无比，荣耀第一；秤，比喻裁量公平，在正义面前人人皆得所值，不多不少；剑，表示制裁严厉，决不姑息，一如插着斧子的束棒，那古罗马一切刑罚的化身。蛇与狗，分别代表仇恨与友情，两者都不许影响裁判。权杖申威，书籍载法，骷髅指人的生命脆弱，跟正义恰好相反：正义属于永恒！

    程序，即正义的蒙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