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天生港（六）

南通邱新祥

! R, p% z' K3 ^; r% H; W- t                                  我家住在天生港（六）
4 v6 @2 C* X3 v( A                             作者：陆锦泉 整理：邱新祥


     说明： 我家住在天生港其中(四十六)至(五十五)，本已编排好，不知何因，存在电脑里竟长脚开溜，变得无影无踪。好在内容不是重要部分，故跳开，直接刊发(五十六)——(六十五)这一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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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Y, v" D# c2 {8 ?' i     (五十六)
* e4 `' A# O% @2 f3 k5 K     1966年12月26日，也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日，这天，我在北京荣幸地受到他老人家的接见。这是他老人家第8次接见红卫兵。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这最后一班车终于让我搭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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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4 J9 I, ~  i/ j     从北京回来后，南通的形势也在急剧变化。上海“一月风暴”的夺权浪潮，也冲击了江海平原许多单位的领导。他们都相继被戴上高帽子游街，几乎都被打成“走资派”。而像我这样的群众也被挂上牌子，变成“铁杆老保”。一股恐怖气流，回旋在中国大地。我感到恐惧，也表示极大不满。难道解放几十年，老干部们都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难道新中国的成就，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越想越不能理解。

      (五十七)
     学校已变成“造反派”的天下。我住在天生港，学校里的情况，时有同学转告给我。校长、书记也分别派人通知我，叫我暂时避一避，避免皮肉之苦。但“密探”还是打听到了我的下落。1967年1月下旬的一天，我被他们逮了个正着。9.28造反队，在工人造反派的支持下，用两辆卡车载了几十名造反派，将我家包围得水泄不漏。把我家抄了个底，有价值的东西全部拿走了。我娘唯恐他们打我，竟抓起菜刀要他们拼命。因力单势薄，无奈之下，我还是被他们“押”上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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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 p! y# y9 |% C! m5 b0 K     (五十八)
     进门，拐弯笫一间办公室里，竟跪着我们学校的女书记。她在向毛主席请“罪”。我娘也跟车进了校，但被隔开。造反派要求我，同样跪了向毛主席请“罪”，跪也要像书记那样跪，屁股不能落在脚背上。整整跪了2个多小时.，这份活受罪的滋味，至今刻在我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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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l0 ^9 }. [5 C2 n; c7 Q2 f6 l     请“罪”后，我被关进“牛棚”。和我关在一起的，还有我们的美术老师陆瑞生。据讲他，他曾被毒打，用粉笔灰捂脸。当时，全国像我们那样受害的又有多少人啊！没有经过严寒的人，就不会感觉春天的温暖.；没有经过非人折磨的人，同样，不会感觉人类残酷的另一面。
  
0 N, O, R7 h; V      (六十)
      我在文革中并不是什么“暴发户”，也不是什么“既得利益者”，是个实实在在的“受害者”。今年我已六十岁，由于年轻时身体受到伤害,至今落了一身病。患有高血压、坐骨神经疾病。每当发作，人几乎不能站立。特别是脊柱增生、腰锥盘突出，发起病来更是痛不欲生。


     我记得，1967年1月下旬，在学校大教室召开批斗大会.。我与学校领导，包括市委派出的观察组负责人等领导，共同作为批斗对象被一字排开，站在大会主席台前，每人胸前挂着一块牌子，我挂的是“铁杆老保”。口号声，几乎要教室屋顶掀翻。我也不知被打了多少耳光,被踢了多少脚跟。除了给我挂牌外,自己左右肩上也被贴上两条标签，上面写着“保我亲娘胡宝媛”（指校党支部书记），另一条则“保我亲爹扬鹏翥”。我的后背，还贴了一个圆圆的大“保”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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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L4 m: D- C- C) s& d      (六十一)
" S2 I' n1 q; f: F, b: p2 C     批斗会开始,造反派强行要我弯“65”度的角,向毛主席请罪。近3个小时的弯曲,使我鼻孔流血不止。回到天生港家中，我头昏脑胀，一觉醒来，枕头上一滩血迹，我娘哭红了眼，看着我，不准我再离开天生港。她说，哪怕在家喝汤，也不准我再上这个受“罪”的学了。但我的“倔”劲，母亲还是拗不过的。那时，上海，北京相继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委会，江苏省也确立了许世友司令员为省革会主任，南通市也跟着成立了过渡性质的权力机构---市革筹会（由军队代表、老干部、造反派代表组成）。

     学校开始复课，我又被推选大联委主任，全校保持了半数在校上课，半数进厂实习。但是好景不长，从中央又下来一股暗流，认为“新生事物”革筹会是“三凑合”。针对这一问题，南通又产生了轰拥两派.，所谓轰派，就是炮轰革筹会的一派，所谓拥派，就是拥护革筹会的一派。

     (六十二)
6 u4 Y+ W  v2 ~' `    我又成了学校拥派头头，先是文斗，后逐渐多了武斗。双方经常发生大规模的冲突。不大的南通，先后有十六人丧命。后来，由于毛主席审时度势，及时扭转了这种局面。上级领导对原市革筹会进行了调整，60军180部队，在于春甫师长的率领下，介入了南通的三支两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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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单位相继成立了革委会，我校在通棉二厂工宣队的支持帮助下，成立了校革会。我也成了革委会委员，校红卫兵团也相谜建立，我又当了红卫兵团长。为此，曾几度出席全市毛选学习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也算风光一时。但因为我不拍马屁，也不喜欢拉帮结派，所以人缘关系不好。后也打了几次入党报告，还是未能进入党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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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c; K' m4 X" ~+ Y2 f, `2 \1 r   (六十三)
  1968年春天，全国的大乱形势有了很大改变，工厂都相继成立了革委会，生产基本恢复正常。学校里的师生，也陆续走进校门，商店也开始正常营业。整个社会进入稳定状态。当权派纷纷被结合到领导班子中。也有一部分人，进了“五.七”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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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 K# {$ b) U" t- h" r4 x9 j    当时虽乱，却听不到有人搞腐败，也未听到，有哪位干部搞特权。我们校革会，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每天都要学习毛选，每周都要进行斗私批修。凡是有不轨行为的人，都要受到严肃处理。我记得，一位同学偷了一块旧表，就被批评教育了多次，直至他深刻检查，充分认识错误后才算过关。

   (六十四)
    1968年，中央发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全国立即行动起来，到处掀起上山下乡的高潮.。一批批城里人，戴着大红花被送到乡下。一批批应届毕业生纷纷打报告，请求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学生也作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时刻准备服从党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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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校革会委员,又是群众组织的“一把手”，我的表现，直接影响到这项工作的开展。我与书记到市里进行汇报工作，主管局党委书记在听取汇报时，一直注视着我的表情。我知道自己的“分量”，我是从农村走过来的，大不了再重来一次。我的家住在天生港，根据投亲靠友的政策，我准备回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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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4 |$ Q9 Y6 y6 F   (六十五)
. H4 [5 Q3 t4 M* F8 y2 Z0 E( E8 q# C# f    农村的同学，他们和我一样，家住农村，平常也参加农业劳动，比较能够接受政府的动员。城里人不同，他们到农村，这是河水倒流。个别人伤心得大哭，有的同学不再用心学习，拿着铁撬到乡下打狗，有的还酗酒，借酒浇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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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7 w2 ^5 m1 v, c* ]    那时，我也有二十四、五了。和我同年的学友早已成家立业，可我仍然单身一个。再看看天生港老家，两间小茅房却住着四口人，每逢下雨还要拿盆接水，如起大风，还要躲到墙角避险。家里连一张像样的床都没有,我这样的穷学生，条件太差，对相亲成婚不敢奢想。同样，我也没有任何理由责难父母。面对现实，我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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