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危机留给欧洲一体化啥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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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面临危机

                                                        

公投之后庆祝的希腊人

      随着希腊先是以公投否决施压欧盟，继之闪电更换财长、迅速提出改革方案，柔性道出“不想走”的心声，欧盟则在表示尊重公投结果，备妥后续援助方案的同时，又断然发出对希腊所提改革方案不满意的信号。希腊债务危机双方的新一轮出招接招表明，围绕希腊债务救援的具体方案还会上演各种讨价还价的戏码，希腊债务危机发展到现在，已并非希腊是否会脱离欧元区，而更多的是“谁该妥协”的较量。但无论最终是谁妥协，更值得检视的是，这场危机暴露出曾经辉煌半世纪的欧洲一体化理念如今所面临的问题与危机。


      希腊社会高福利、政府高赤字的“双高”状况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就长期存在，德法等主要债权国长期以来对希腊“欠债不还”也高度纵容。2001年为了加入欧元区，希腊不得不采取临时措施，通过与高盛进行所谓“货币互换”的金融交易，来掩盖政府的大量财政赤字，以达到欧元区的加入标准。而欧元区当时为了扩充成员以增强实力和影响，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近，德国经济部长加布里尔的话道出了欧元区对当时没有认真对待希腊问题的后悔莫及：“当初接受希腊进入欧元区简直就是‘天真’”。



违约成本太低？

                                                              

逃离欧元区？

      而当初希腊之所以急切地加入欧元区，是由于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的身份可以带来诸如规避货币波动风险、享受欧洲央行的流动性服务、来自其他成员国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扶持等诸多好处。但欧元区同样存在一套自身的制约标准，这就意味着国际制度不仅可以带来福利，同样要承担相应义务。而希腊否决公投实际则是对欧元区这套游戏规则的拒绝，也说明这一制度的违约成本底、诱惑足够大。欧盟及其推动的欧洲一体化试图以制度约束规制小成员国的思维也受到空前考验。

      此前，包含欧洲一体化在内，大国或国际组织提供公共产品，承担国际责任，而加盟的小国搭便车的理念和实践在国际社会并不罕见，但如今的希腊危机则揭示了这一国际关系应有的底线。在欧元区经济结构中，德国等大国确实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但另一方面，德国等同样面临国内的巨大压力，民众也不愿无休止用自己的纳税为别国埋单。同时，欧盟对希腊债务的政策，会对其他财政状况不稳定的“pigs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等产生示范效应。


应寻找新区域化模式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右）

      希腊债务公投暴露了欧盟这种“超国家联盟”的区域化模式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的两个“刚性”问题：一是欧元区制度设计的天生“罩门”——有统一的货币政策，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这一方面吸引各国加入欧元区，但另一方面令欧元区国家一旦身处金融危机，无法通过发行货币来解决。

      二是欧元区制度设计无法改变既有的经济失衡，即德国这样的强势国家与希腊这样的弱势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正是这种长期的失衡为类似希腊债务危机这类的问题埋下伏笔。

      希腊危机对欧洲一体化战略的另一个教训在于对吸收新成员的标准问题，不能用政治意愿代替一切，特别是不能让地缘政治替经济议题做决策，更不能一厢情愿，忽视他国社会现实。

      这次希腊危机，不仅值得欧盟反思，对其他地区致力于跨区域发展战略的大国，也是一本生动负面教材。实际上，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区域化发展模式也应根据不同的地区实际进行新的设计，特别是注重制度的弹性设计，如“议题区域化模式”等。

（陈松川 国际问题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