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的挑战

天下之大有多大

编者按：9月6-7日，北师大出版社和《东方历史评论》、单向空间共同举办了“新史沙龙&东方历史周末”。“新史学丛书”由中国人民大学杨念群教授策划。我们将陆续刊发沙龙文字整理稿，以飨读者。

第二场  概念史的挑战

时间：2014年9月7日14：30—16：30

地点：单向空间·花家地

主持：方曌

嘉宾：方维规、孙江、曹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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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曌：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的新史学沙龙与东方历史周末，这是由北师大出版社的新史学丛书和《东方历史评论》和各位所在的单向空间联合举办的。

这个周末我们共有四场活动，在座各位可能参加了下午的第一场活动，第一场活动谈了20世纪史学路径的转变。现在第二场活动讲更新一点的史学观念：概念史。这样的概念对专业的历史研究者而言显得新、也显得难以琢磨。但开始对话之前，可以问一个老一点的话题，有点简单的但需要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即我们如何理解别人的经历，如何理解别人的思想和方法，如何理解我们身旁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仔细想想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在理解过程中有大量的、概念式的简化。在我们的教育中，每天接受知识的过程中，在每天思考问题的过程中，使用一个又一个的概念去简化、去理解这个混沌的、纷繁的外部世界，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能够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寻找到我们的方向。

因此概念和我们每天所进行的知识活动都息息相关，但是概念史却没有那么息息相关，起码在各位学过历史的人眼中，概念史好像只是对一个概念的某种阐释，我们好像太容易以一种望文生义的方式揣摩概念史的内涵和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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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幸请到了国内三位在概念史方面做出了突出研究的学者，首先有请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方维规老师。南京大学孙江老师，刚从日本回来，回国从事概念史方面的研究。人民大学清史所的曹新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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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规：打个广告，北师大高端学术对话论坛，今天既然到这里来讲概念史，就给大家说一下，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热烈欢迎。很高兴来到社科院研究生院，从来没进来过，我想这里的很多人非常聪明，今天我是是第一次来，很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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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讲概念史，你们到网上可以看到2008年9月3日《中华读报》上《语言学革新历史学》，下面贺照田和孙江写了两篇文章，你们可以看一下。后来想组织者能够把照田兄和孙江兄拉到这里讲，我们围观也很好，因为据我对他们的，他们的观点还没有变。照田兄有一次跟我说他没有空，有空的话要写一篇文章谈谈这个问题。他谈的话肯定是商榷，我喜欢商榷。但两篇文章都有它的价值所在，都表明了各自的观点。

既然是新史学，我自己写过一篇比较长的文章，就在《新史学》第三期上，感兴趣的话，可以跟杨念群要这本书，可以看到。网上也有。

另外一篇是《鞍型期概念史——兼论东亚转型期概念研究》，是在孙江兄主持的会议上发表的文章，后来在《东亚观念史期刊》（由日本关西大学、台湾政治大学、韩国翰林大学三国大学合办的），我是这个杂志的编委，但对这个杂志名称有微辞。最近我写了一篇，今年我组了一批稿，谈理论的，颇有微辞，不应该叫“观念史”，而是应该叫“概念史”，要搞懂观念史和概念史的区别，叫“东亚概念史”比较好。后来搞了“亚洲概念史史研究”比较好一点。文章越写越长，我主要是做这方面研究的，因为觉得没人做，人家要你写所以就写了。当然中国有人做，但属于胡说八道。

主持人刚才讲了概念，概念研究。那我们肯定要问，我们都是在中国上大学，考试的内容都有定义。比如这篇小文章都有3、4个定义，讲到哪里定到哪里。中国看外国书，没有像中国教科书一样第一句“文学是什么”，真这是应付考试用的。真正经典的句子不在第一句、第二句，可能在其他地方，可能就是个定义，在上下文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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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这里我做的一个定义：概念是考察不同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及其发展变化，并解释特定词语不同语境和联想。一般来说，观念研究，概念研究，关键词研究。在这里我要讲一个可能性的误区问题。中文很讨厌，会望文生义，如果要考试，会让学生考虑观念大还是概念大，90%的学生会说观念大，概念是一个词语。但我所理解的概念史大于观念史，因为做概念不做观念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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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凤阳编的《政治哲学关键词》、《西方文论关键词》，我们谈概念、谈关键词，不是我们书上看到的一系列的什么关键词。也不是中国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那几个关键词。比如西方文本关键词，是找朋友圈子里或者叫学生收集一下。这个人搞法学比较好，那个人搞什么比较好，你写一篇文章，他写一篇文章，抓住概念。关键词不是德国学派理解的关键词，也不是威廉斯理解的关键词，缺好多东西，很重要的概念不写的原因是什么？——没人。对重要概念、对基本概念要进行研究。下面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德国概念史做得最好。在德国，历史语义学和概念史有区别，但常常作为同义词。在德国搞历史语义学，因其概念史搞得很好，就常会用到，把概念史当做同义词来看待。而在整个西方，历史语义学下面包含着观念史研究、概念史研究、关键词研究，是一个屋顶。或者反过来说，观念史研究、概念史研究、关键词研究全部属于历史语义学研究。这时候要谈历史语义学，Semantics，我们一谈是搞语言的，因为语义学是语言里的分支，这时候的语义学一定是广义的。音乐也有音乐的语义。语义学来自语言学，但要比语言学宽得多。

那历史语义学或者概念史是怎么产生的？——西方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大思想家的经典文本，从亚里士多德说到马克思等近代思想家。这种论述格局遭受到了晚近学者的非难，他们诟病往昔的研究没有证实那些大思想家的社会代表性，对常用的政治和社会用语缺乏钩稽。什么意思？我们都有写过文章，博士论文写文章说马克思说什么什么东西，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下面一句话证明。现在历史学家提出马克思的观点能不能人们的思想、能不能反映社会的变化和社会？亚里士多德在当时的希腊有多少人知道？他有这个思想存在，但也许这个思想在当时是没有人知道的，是500年以后有人发现这个很有意思而拿出来的。所以概念史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把历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社会史和历史结合起来，通过概念做一些东西。

我在北师大文学院教书，会经常引用到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这本书做得不错，但里面的问题很大。我刚发的一篇文章谈的是文学概念，他们讲概念史，我不是贬低他，他一个人做，很了不起。但概念史不是很好做的，要花好多时间，要查资料，写一篇好文章是不太容易的，孙江会拿出他第二期的概念史，我的文章在60页，讲了一个概念：一个人做很了不起，不是贬低他。另外讲西方概念，太注重英语世界，英语世界在只是西方之一，美国当时没有，就是欧洲的传统。这里面存在着概念史的问题，没有做到家。

因为时间原因，我给大家开看出几个图片。十三卷《哲学历史辞典》，德国人的辞典是一个一个概念做一个词条，为了编这本辞典，先办一个《概念史文库》，1955年办的。这本杂志是现在世界概念史杂志的机关刊物，办得非常好。办杂志的目的是通过这套杂志编辞书，然后编了十三卷《哲学历史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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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概念史，不管你懂不懂，都可以说Koselleck。他是这套丛书的主编，一般引用的是这套。前面那套有一个小故事，中国很有名的教授，文章写得很好，后来发现是从这里面抄的。这是多年前的事。

《历史基本概念》这本书是八卷本，字非常小，密密麻麻的，做了几个概念？一百多个。也就是说，有些概念、有些词条450页，拿出来是两卷本的书，里面是一个词条，从古希腊做到后来，这是德国的做法。另外在此基础上做了十五卷本。Koselleck做这个的基础上，发现它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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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十三卷本的哲学辞典，是在这个基础上做出来的，也就是在1897年的书，做了一百年，这是德国比较早的一本哲学概念辞典。35版以后不再做了。后来为了扩充这个辞典，就建了《概念史文库》，最后扩展到十三卷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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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以后会讲到一些。下面理解概念是怎么一回事：概念史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的变迁必然在政治和社会的主导概念中留下语义烙印。因此科塞雷克所倡导的概念史专注于重大的概念亦即基本概念之长时段的语义发展史。在他看来，基本概念极其丰富地储存着政治史和社会史，也收藏着大量经验。基本概念、关键概念非常重要，我不反对人家写毛笔是怎么诞生的，手指是怎么来的，因为这不是概念式的理解，它是重大概念，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概念，记录了社会重大事件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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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史研究方案依托于两个理论前提：一是历史沉淀于特定基本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达和阐释。我现在研究历史没有概念是不行的，每个三五个大概念写一篇文章看看？没有“民主”“科学”怎么写五四运动？法国大革命不写三大概念怎么写？它是沉淀于这些概念，当然可以说“民主”“科学”不是这么一回事，那对不起你再用几个概念说。也就是说没有“民主”和“科学”，还是要用三五个概念总结新文化运动是怎么一回事，没有这些概念没法说这段历史，这是关键。二是这些概念本身有着自己的历史，走过不同的历史时期。我比较欣赏这种想法。概念史研究的雄心是，藉助被考察的概念，重构社会史的色彩缤纷的截面并以此呈现（整个）社会历史，为史学研究提供一种范式。也就是说概念本身会发生变化，复旦大学教授说中国是世界上少有几个实行真民主的国家。怎么理解这个民主？他理解的民主，我只能说这个民主不食人间烟火，这是好听一点的说法，说得客观一点是无良学者，概念本身是发生着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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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塞雷克模式把基本概念同一般概念区分开。一般概念就是房间、屋子。强调把基本概念或者主导概念作为概念史的研究对象，对他来说尤为重要的是斗争概念、行动概念、未来概念、愿景概念、宗旨概念、期待概念、整合概念。那些重要的概念总是和这个有关联，社会历史上的观念总是和它有关，当然有重叠，斗争概念、行动概念，社会主义就是一个斗争概念也可以愿景概念。某个时期如19世纪时，可能既是斗争概念，又是行动概念、愿景概念。当然“社会主义”这个词会发生变化，因为概念本身会发生变化，这几天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横看竖看这不是社会主义，但他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看你怎么理解“社会主义”了。现在写一篇文章，没有一些重要概念写不成，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重要概念你自己想一下、套一下，在当时是什么样的概念。

科塞雷克对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的解释是：“与一般概念不同，《历史基本概念》所探讨的基本概念是政治和社会与会中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概念……基本概念连通各种经验和期待，从而成为相关时代最迫切的要点问题。基本概念极为复杂；它们总是有争议的，且有与之颉颃的概念。”定纲领、搞运动会用一两个关键词还确定不下来，有的时候在发展过程中觉得这个概念更好。

概念是代号，是思想的出口。这和刚才讲的历史沉淀与概念有内在关系。概念史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历史学和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它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语言运用，探讨概念的历史语义。我讲的民主这个词，科塞雷克特别强调“运用”，意义在运用、概念在运用，这当然来自德国整个脉系有这个东西。你在运用着社会主义，或者民主，我用我的民主，我们两个人讲的完全不是一种民主，而是怎么运用这个概念。“运用”在科塞雷克概念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换言之，概念史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彰显其理论假设，即历史见之于一些基本概念。它分析历史经验和理论嬗变的语言表述。不同概念的起源及其含义嬗变，是我们今天认识文化、语言和概念的决定因素。在欧洲，比较分析18和19世纪的政治和社会设想，离不开对各种重要概念的考证。例如“民族”“民主”“自由”“平等”……我们要论述18、19世纪的概念，没有概念，它的政治史怎么写？这些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而且是必须要有的概念，不过因为历史的偶然这么叫了，也可能换另外一种说法，但内容肯定是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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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举一个例子，有些人可能会问概念到底怎么做？一般写一篇概念史的文章，这个是《德国文学研究全书》，按照科塞雷克概念史的模式写出来的一套概念史的书。1、2、3、4、5、6，一般由6个部分组成，当然我们也不勉强，但这方面的参考资料还真不多。因为一本辞书里肯定挑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参考，这6方面的东西是比较常用的，但不能机械地用，多则多写，少则少写。

在马礼逊《英汉字典》中说（1822）：“既不可无人统帅亦不可多人乱管”。麦都思《英汉字典》（1847）中说“众人的国统，中人的治理，多管，小民弄权。”有人笑，这有什么不对？民主怎么是这种解释？但你只要理解历史，整个欧洲经历了或者看到了法国大革命那么血腥的东西、法国大革命以后的场景，法国的革命在19世纪初是臭名昭著的，所以搞“民主”。我们搞概念史不管对和错，而是讲为什么、是什么。辞书里的词条对那时期历史的认知有关。我讲到这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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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曌：听方老师讲之前，我们觉得概念史是一本一本特别厚的书。听方老师讲之后，才知道这些书里包含了历史的DNA，我们很难相信一个人长成这样，只是因为一小对一小对组合起来的脱氧核糖核酸的碱基对。方老师讲好，概念就是DNA，就是一小对一小对的碱基对，这些碱基对的表达构成了生动和社会生活、文化。至于这个概念史到底给我们展现了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文化，我们请孙江老师给我们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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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江：谢谢大家，不好意思占用大家晚上的时间。刚才听了方兄讲的，觉得自己想说的都被说完了。下面让我狗尾续貂，接着方兄所讲的法国大革命继续讲。大家知道，1789年7月14日，路易十六在日记里写下了一句话：今日无事。就在当天晚上，巴士底监狱发生了民众暴动。这是我们在教科书上、历史书上所能读到的。但是，巴士底狱并非我们想象的，不久前有三个犯人从延寿监狱逃脱，巴士底狱的戒备绝没有延寿监狱那么森严。7月14日，被视为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成为革命纪念日。但是，它和法国大革命一样，作为正面形象的出现是19世纪50年代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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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历史的，都知道法国大革命的三字诀：自由、平等、博爱。“博爱”这个词的翻译是个大误译，法国大革命非常血腥，怎么可能有博爱呢？博爱在英文里是philanthropy，源于希腊语φίλάνθρωπος，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φίλος，爱，另一个是άνθρωπος，人类，两个词合起来是“人类爱”。既然有普遍的人类之爱，怎么可能出现血腥的暴力呢？一个大误译。回到法文原文，被译为“博爱”法文fraternité，即英语fraternity，意思是“友爱”、“兄弟爱”。fraternité在拉丁文里的词根是frater——兄弟。“自由”关心人的存在，“平等”强调社会关系，革命何以要讲前近代的“兄弟爱”呢？借用毛泽东的话：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大问题。二者的界分很重要。从对“fraternité”的误译，可以看到，我们读历史，如果不把历史的基本脉络搞清楚、基本概念梳理清楚，演绎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能指的游戏。

主持人介绍我从日本回来。今天能以母校南京大学的身份参加这个会，我感到很高兴。回到国内，我发现，当代日语词汇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日常语言中了。在街头随便买张小报翻翻，就会看到很多来自日语的词汇。比如“人气”这个词，是日语。人气，顾名思义，人的气味，是什么味呢？一位在山上闭关三个月的老居士下山后说，越走近城市，越觉得气息熏天，这是吃五谷杂粮的人的气味！现在，“人气”成了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褒义词。再有一个“职场”，以前咱们说“单位”，“单位”是一个政治社会，职场是工作的地方，干活拿工资走人。还有“人间蒸发”，人像蒸馒头的水汽一样蒸发掉了。从这三个例子，可以看到，“职场”反映社会结构变化了，“人气”折射大众文化的移转，“人间蒸发”说明人和人的关系变得不那么确定了。记得马克•布洛赫在《为历史辩护》中说过：历史学家容易犯一种错误，认为社会风俗变了以后，词汇的意思也会跟着变，但实际上，风俗变了，词汇意思并没有变。在布洛赫研究的领域里，这句话也许是对的。而放在今天的中国，或者大历史进程中，未必。有时社会风俗变了，词语的意思也跟着变了；有时社会风俗还没有变，词语的意思就变了。何况，和古人比，今天人的时间感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记不清在哪儿看到的一个数字，据说今人的时间比2千年前的人快了好几十倍。在这么快的时间中，我们怎么读圣贤书？那得泡上一杯茶，心静下来，把24小时变成48小时，甚至更长，慢慢咀嚼。圣贤书中的词语凝结了时代性的意义，脱离了给定的语境，就无法准确理解其所指。概念史研究的意义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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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说到马礼逊。马礼逊解释民主为“多人乱管，小民弄权”。梁启超翻译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也是这么说的，“厌王政而希民政，盖以共和而建民政”。其实，19世纪末“共和”和“民主”经常混用，最大公约数是“民主之国”。近年，学者从概念史的角度对这两个概念，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概念史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要了解概念史，不能不知道“概念”的来历。马礼逊《英华字典》对concept的翻译很有意思，他将concept译成“稿”，书稿、文稿的“稿”，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清楚。好在他在又给出了另一个翻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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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规：这里的“稿”、“意”很可能是两种说法。

孙江：有可能。相比起来，“意”更贴近愿意。把concept译成“概念”，是名叫西周的日本人翻译的。西周在《学原稿本》、《五原新范》等文章中，翻译和解释了这个词。事实上，他脑子里有一个困惑，即怎么区别concept和notion的关系？方兄说到概念和观念的差异时，强调观念肯定大。在逻辑学上，未必如此。西周纠结的结果，又想出了一个词——“理会”翻译concept，这个词很容易和朱子学、理学搭上，最后，西周用了三个词：概念（notion）、想念（idea），而统合“概念”和“想念”是“念”（conception），认为概念属于度量观（quantity），观念属于形质观（quality）。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梁很聪明，他说日语很好学，一两个月就能小成，害了很多人。他是天才，真正的天才，写的很多东西都得益于日文。虽然现在有人纠他的错，我翻看他写的东西，觉得理解基本上都很准确，不容易呀。1899年，梁启超编了一本学日语的手册，名叫《和文汉读法》，手抄本，像我们小时候传看的手抄本爱情小说。20世纪初，一大批中国读书人留学日本，前前后后大概有5万人，大家竞相传抄《和文汉读法》，不知是梁启超，还是哪位传抄者，居然将“概念”释义为“大概想念”，“观念”释义为“观而想念”。望文生义，似乎挺准，其实差之远矣，完全忽略了“概念”在逻辑学上的位置。1903年，汪荣宝•叶澜编《新尔雅》回到逻辑学上的解释，称概念是观念的综合和抽象。

刚才方兄梳理了概念史的基本内容线，这里我再补充几点：首先，概念史和词语史不是一回事。现在有研究新名词、关键词和观念史的，它们统统和概念史不是一回事。新名词、严格说属于词语史范畴。词语是明确的，观念史抽去了历史，研究的观念是不变的常数，而概念史不一样，概念史研究的概念是个变数。概念史研究的概念描述一个事物时，可能有不同的表述。大家都知道富士山，富士山日语发音FUJISHAN，“FUJISHAN”另有一个意思：不二山。没有比它更高的山。这座山对中国人来说，不是“不二山”，就是一般的山。对生活在高原的人来说，更一般了，而对生活在苏南的人来说，丘陵可能就是山了。在观念史研究中，不追究这些不同语境下的山的含义，而概念史则不同，山是一个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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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我们编辑出版了《亚洲概念史研究》丛刊。本来我想起名为《东亚概念史研究》，因为台湾同行先行出版了《东亚观念史集刊》，不得不改名。但有一点，我们很自信，即，“观念史”称呼不准确。概念史和观念史不是一回事。用“剑桥学派”斯金纳的话，观念史研究没有真正的历史。当然，斯金纳还讲到，没有所谓概念史，只有关于概念的论争史。不管怎样，我们用“概念史”是准确的。《亚洲概念史研究》第二辑下个月就要出版了，这是二校，大家可以传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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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规：观念是不变的，概念强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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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江：所以研究概念史关注历史，概念史和历史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用科塞雷克的话，概念史研究文本的语言和结构，而社会史关心文本背后的情境，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够把握一个概念在一定情境下相对准确的含义。

我和我的同仁正在推进一项名为“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的100个关键概念”研究计划。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知识构筑的空间里。如何看16世纪末以降三、四百年间中国历史，我喜欢用三个罗马字表述：CIA。C是资本（capital），I是信息（intelligence），A是权势（Authority）。我在研究人种概念。18-19世纪德国的人种学知识，是通过德国北部的港口传到英国的，再通过大英帝国的全球网络传播到其他地区，可见，信息/知识的移动是与资本和权势纠结在一起。在这一背景下，如果将中国历史放在16世纪以降全球史语境下考察的话，不难看到一个现代知识“全球旅行”现象——“宋学西迁”、“西学东渐”、“东学入中”。16世纪末以降耶稣会士将中国知识传入欧洲后，影响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思考世界的方式及中国认识，这是“宋学西迁”的结果；19世纪来华西人传播的西学知识形塑了近代中国人自他认识，开启了建设现代国家的历程，这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而“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大举东渡，移植日本西学知识（包括日本所植的来华西人所传播的中文西学知识），加速了这一进程，可谓“东学入中”的知识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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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个知识大旅行（宋学西迁、西学东渐、东学入中）告诉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需着眼于全球史，我所强调的概念史研究，是全球史视野下的概念史研究，要摆脱东西、中西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不要说东方、中国的复杂性，西方也很复杂。只有在全球史视野下，才能看清楚不同地区和国家是怎样有主体性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主体，现在是作为形而上的概念使用的，subject一如subway一样，原来是形而下的意思，是到欧洲中世纪以后才慢慢颠倒过来了。这又涉及概念史问题。我们正在推进跨文化的概念史研究，首先要围绕100个概念编一部100万字的《现代中国政治-社会基本概念大辞典》，希望大家参与，也希望方兄予以支持。时间到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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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曌：非常感谢孙老师，我想大家第一次拿到关于概念史的东西，第一印象肯定觉得这是一个高档版本的咬文嚼字，听了方维规老师，这不是咬文嚼字，这是文史通义。听了孙江老师，不管是咬文嚼字还是文史通义，都概括不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一场流动的旅行，是一场东西之间的对话，要谈西学东渐、宋学入冬的模式，人大曹新宇老师再合适不过了，他对早期汉学在中西交流节点，双方的互动有很好的研究，有请曹新宇老师。

曹新宇：谢谢主持人的介绍。两位老师从不同维度，把“概念史”说得很清楚了。我没有专门研究过概念史，今天主要是来学习的。两位老师已经勾勒了“概念史”在中国发展的脉络，孙老师刚才说，要编一本概念史“大辞典”，在座希望参与这项工作的，可以和他联系，申请去南京：南京的空气要比北京好一点儿。方老师也介绍到，德国的“概念史”研究，编纂了更大的辞典。概念史的研究任务很艰巨。我没有类似的压力，可以从“人民群众”的角度，说点外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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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学习过程中，感触更深的，是“概念史”的另一个向度，即作为方法的概念史。因为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看，一切历史都是概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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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说？概念史为什么在今天这么重要？要理解这一点，19世纪非常关键。从目前学界的讨论，以及刚才两位老师的介绍中，大家可以感受到，“概念史”上很多值得注意的“概念”，与法国大革命有关。法国大革命是天翻地覆的大事件，这个时期形成了很多现代概念。因此，观察“概念史”，回头看看这一时期发生了什么，也许会有帮助。法国大革命对欧洲知识界的影响，有很多内容，其实不是直接从革命那里来的，而是从革命的某种意外的结果，例如，从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战争当中来的。这句话今天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但拿破仑确实在那个时代，影响了欧洲知识界的很多人，包括黑格尔这样的人。黑格尔把拿破仑当作世界精神的历史体现。在人类进入19世纪时，很多哲学家对那个时代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某些思考，直到今天仍有其价值。我在给我们的学生开一门史学理论基础课，一开始就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有的同学读得非常“痛苦”，也有疑问:为什么要读这种19世纪的“过时作品”? 为什么不直接读一下方维规和孙江老师的书？我说:别急，那是第15讲的阅读任务。（方维规插问：“现在读到第几讲了？”大家笑。）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讲了一句很直白的话：“我们的思考离不开我们的范畴”。这句话乍听起来，平淡无奇，但里面有很重要的、历史学初学者需要意识到的道理。这个道理在概念史研究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方老师写过一篇文章，提到过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可以说是法国大革命一个意外的“结果”，那就是法国汉学的奠基人Abel Rémusat，汉语译成雷慕萨。雷慕萨的情况有些奇怪，他没到过中国，他是拿破仑被联军围困时，自学成为汉学家的。雷慕萨20多岁，就成了法兰西学院的第一位汉学教授。不仅如此，他还是满文、蒙文、日文、中文的教授。我对有知识的人特别崇拜：看到这里，佩服得要死，太厉害了！但我是学历史的，对这样的成就也感到可疑。方老师和孙老师都是在海外多年，才用外语写书的。在座各位20多岁时，恐怕不可能掌握这么多种语言。实际上，雷慕萨最初只是整理了法国传教士的东方语言笔记。他还做过一些好玩儿的事情。早期传教士在中国注意到一本小说，这部书叫《玉娇梨》，情节很曲折，但内容比较庸俗，写两个表姐妹，最后都欣赏一个才子，觉得他比较好。可能因为那时候女孩子接触外界太少，也没有微信、微博。最终姐姐便劝妹妹，既然这样，都嫁给他好了，这事就圆满了。这么一个故事，现代女孩子听起来，可能很反感，觉得很恶劣。但当时法国人看了觉得好。雷慕沙翻译好，马上被转译成英文，英国人也喜欢不得了，马上有读者来信说，怎么两个人爱上一个人，最终竟然可以这样处理。文学评论也大讲：人类文学形式的高峰是小说。中国人能写小说，显然有文学高度。大概法国人觉得东方人不仅会写，而且还会写两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故事，有现代性。鲁迅也觉得《玉娇梨》这本小说很平庸，但他的《中国小说史略》还是写了这部书。原因说得很明白，就是因为这本书“在外国特别有名”。所以说，“我们的思考离不开我们的范畴”。黑格尔这句话很重要。有一位学历史的台湾朋友，介绍他念书时，有位老师为同学们讲一个学者的成就，怎么才能体现出来？有几句话很刺激，说得也很直白:就是要有外国人在书里提到你。补充一句，如果正文没提到，注脚里提到你也行。

也许初学者要意识到，作为概念史对象的“概念”，其实处于不停地变动过程当中。我们时时刻刻使用的范畴和概念，对我们研究任何时段的历史都非常重要。但变动中的范畴，有时候会冲突，会变得异常尖锐。比如像鲁迅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开始意识到要回应西方知识挑战的时代，他完全是有意识的，历史使命感很强烈。鲁迅推崇海宁老乡王国维，说过几句话，很简洁，也很震撼，要义就是说：王国维做的是真汉学（原文说的是国学，时译sinologie/sinology, 即汉学）。这才算是汉学，拿出去全世界响当当。我们想，现在学界对王国维学术成就概括: 甲骨学、殷商史、简帛学、新史学……但多数不会注意到鲁迅先生这样“骨头最硬”的人，称赞王国维做的是“真汉学”。为什么鲁迅这么说？因为人离不开自己的范畴。“我们的思想离不开我们的范畴”，对这句话，黑格尔自己还有一句补充。他说我们研究过去时，一种‘现在’便涌现出来，这是精神活动之后自动产生的，是对它劳动的报酬。思考离不开自己的范畴，意味着不论我们研究思考什么，我们身边的东西，就会非常自然地涌现起来。大家听讲座，不管是内容深奥的概念史，或是别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出来的，是你熟悉的范畴、你的个体理解，这是思维对我们的奖赏，没有办法对它拒绝。这一点与传统中国描述的“道”很相像: “须臾不可离”，能离开的，就不是道。

在概念史的研究中，历史学还面临工作量的尖锐问题。最近我整理的明末入华耶稣会士文献很有感触。16世纪末的来华耶稣会士的著作，在近代概念史上非常重要。但要进一步研究这些著作里不少重要概念的渊源，就得往上追。因为在16世纪初，具体说就是1517年，在明正德年间，葡萄牙已经正式派使节来了。此后半个世纪的中西交往，在欧洲留下了大量的中国叙事，很多第一手中国知识，就是这时候不断传到西方的。1563年，葡萄牙史学家若望•德•巴洛斯（João de Barros）的《亚洲年代》第三卷出版，《亚洲年代》是葡萄牙开拓亚洲殖民帝国的准官方历史，每一卷写十年的历史，第三卷的主要内容就是中国。到巴洛斯死，这套书还没有完成，一直在写。《亚洲年代》第三卷对亚洲、特别对中国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中间也有很多总结，是日后耶稣会士著作的基础。研究概念史，对这样重要的内容，是不是必须得追溯？信息时代我们的材料越来越多，但我很担心:一方面应该这样深入，另一方面，有一个非常现实的担心，因为这样做，是要累死人的。因为现在的东西多得看不过来，真会把人累死。所以，在座勇敢的，可以给孙老师打电话，但必须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

我还关心“概念史”的另外一个维度。这个维度也蛮有意思。当我们意识到上述黑格尔所说的认识论的某些视角时，很多问题，并没有因此消解，反而凸显出来，变得尖锐起来。比如说：大家会不会担心，打开一本百科全书式的概念史，就会看到种种“概念”的历史语义与社会史层面的演变史。但是，如果概念史的唯一标准是这样的，它也很快会陷入一种可能。这种可能就是模块化、模式化，它会将读者的激情磨灭。如果学生很早陷入这样的模式，这样做就会有压力。但麻烦的、更有挑战是另一面，我们看很多的概念史变迁，不是我们书本上的认识到的挑战，而是一个现实世界的“进行时”，是黑格尔早就看清楚的、很可怕的东西。我们讲的可怕，可怕在哪儿？中西接触以来，逐渐形成了大量的社会科学概念，用概念史的眼光来审查一下，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图景？这可能是我们做概念史的一个挑战，但对不同背景的读者和研究者，可能更有意义。

小时候，我读过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我想在座很多人也读过这本书。后来看了费孝通同时代学者的作品、回忆录，都说费孝通先生文章做得巧，能够通过社会科学的眼光，揭示出历史包含的真理问题。费孝通先生对传统文献是很有感觉的，能抓住要害。很多人喜欢他的书: 一本小书，就把“历史真理”勾勒出来了。有历史专业的同学告诉我，“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不关心那些具体的历史。” 我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言下之意是:他希望研究有重大影响的“历史真理”，不喜欢斤斤计较那些历史的碎片。很多人都希望从历史中学到一个宏大的东西。比方说，听一次讲座，很多人希望听到历史的某种深层规律，希望了解历史背后的“秘密”，而不是列一张表，告诉我们演讲者查到了什么新史料。如果我们有幸听明白了一个“历史真理”，一定会非常高兴。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是（上世纪）60年代法国哲学家萨特注意到一个现象。萨特发现，黑格尔以降，“历史真理”与“真实历史”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与紧张。我们开始不那么关心“真实的历史”，而更倾向于找到 “历史的真理”。这种“总体历史”认识的影响太大了。概念史上我们熟悉的这类“历史真理”：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历史分期”、“时段”等等，都是这样的概念。“批判”、“批评”也是这样的概念，因为“批判”至少意味着批判者可以把谬误与真理区别开来。但这只能是“历史真理”层面的批判，并不是说(批判者)已经穷尽和掌握了一切“真实历史”了。[开玩笑：]《东方历史评论》的一个宗旨是“批评的”（封面副标题之一）、有“批判”的意思，萨特式的概念史见此可能会追问：打这个旗帜，是不是表明历史真理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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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曌：这是许知远写的，跟我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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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新宇：我们在使用“概念”时，可能会包含自己最初并没有意识到的东西。费孝通《乡土中国》里讲过一个有名例子。他讲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类型，也就是中西社会的区别时，提到一个神话。因为神话的一个功能，就是解释我们的传统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基督教《圣经》神话里的耶稣基督，是童贞女玛利亚圣灵感动出生的，除了“天父”，他在人间没有真正的父亲。（费孝通认为）西方社会讲这个神话是有社会象征意义的。无父神话的社会学意义是什么？就是超越自身、超越家族的社会组织结构，讲求团体权利与义务的团体格局；不像中国从个人、家族推演出的差序格局。看到这儿，我非常开心，讲得好！但慢慢地，我开始疑惑了，中国古代真的缺少这样的象征传说吗？儒家的伦序，真的是个人中心，排斥团体价值吗？今天，“差序格局”差不多成了一个经典社会科学概念了，但它与“真实历史”的关系很复杂。现在我们说中国古代文明，大家都要从商、周二代的文字、文明讲起。商人是从哪里来的？诗经上说，是一个女孩子把天上掉下的玄鸟蛋吃了，才受孕生了商人的始祖契。所以，古史都说“玄鸟生商”。有学者认为，商的发源地，可能靠近今天的东北的内蒙砥石山，文献上说是“燕亳”嘛。商人中肯定流行“无父神话”，是没爸爸的。周人也没爸爸，周人的始祖，是姜嫄“履巨人迹”而来的。“巨人迹”可能有点像好莱坞明星的大手印，只不过换成了脚印。周人始祖弃的母亲姜嫄，在野地里看到一个大脚印，踩了一下，回去就怀孕了。很明显，无父神话在中国早期文化很常见，不止在一个朝代，两个文明奠基的朝代都有这类传说，为什么费先生没管这些呢？这里面就有“真实历史”与社会科学化的“历史真理”之间的紧张。认识到这类紧张关系，对学历史的人很重要。起码在我个人学习中，很长时间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今天常用的很多社会科学的概念、结论，很可能恰恰是概念史上反历史的诠释。以后我们翻开孙老师编的或者方老师编的辞书，查找某些重要概念时，也许看到的，反而是概念背后“历史真理”和“真实历史”之间的紧张。我的时间到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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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1：三位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三个关键词概括东西文化：宋学西迁、西学东渐、东学入中，是不是这三个？

孙江：是的。补充一下，此前我参加一个汉学会议，主办方将这里的“东学”翻译为riental learning，应该是Japanese western learning。

提问2：感谢主办方组织的这次活动，挺有意思的，老师在聊天过程中提到的某些方面是补充，因为我个人对于思想概念比较感兴趣，今天介绍概念史重点放在德国，但在英语世界有一个剑桥学派，按照自己对于语言准则，引起对剑桥学派的理解，重新回顾很多经典文本，比如问题引出来了，会从比较日常的方式重新回顾中世纪以来很多的经典文本。但其实，这些作家的所有作品都在一时一地一语境中做的行为，并不一定提出绝对真理或者旷世的规律。这样看的话，其实每一个跟他们所关的政治的思想文本，每一个书或者文本可以理解，重新这样理解的话会发现每个人用这样的概念达到一个目的。但也许另外一个人在同时代的研究的词已经不一样，我觉得英语世界对于概念是一个中心，很有意思，因为其中在分类上没有太复杂，也没有太哲学化，而是日常地说这个事。我的问题是，在德国流派概念史，究竟中文中概念还是观念？我有时候不太能够掌握这点。在德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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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曌：打断一下，我想问两位老师，您刚刚的话里引出一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所关注的问题，做概念史研究，如您刚刚所说的一些取向，是不是一定导致价值上的相对判断而不是决定的判断？

方维规：我来回应一下，确实很可惜今天只有25分钟，最近我有一篇新文章，题目是“概念史八论”，里面有一论是英国的剑桥学派，还有斯金纳和他人的对话。今天我介绍的主要是德国，那是另外一种。但是剑桥学派肯定不是概念史打出来的，不是研究概念，强调的是日常生活，最有名的是语境说，“在什么什么语境中”。但没有否定语境。剑桥学派还有这篇小文章里，法国也搞这这个，总的来说，我同意你的说法。我要问孙江的是，西周说的“理会”不错。我在杨念群《新史学上》谈到这个词，西周讲的有很多理解，看中文辞典看不出来，是完成式，是一种很难理解的问题，就想、考虑，是这个意思，一般是比较难懂的东西弄懂了变成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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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曌：我刚刚的问题是，您觉得把概念史阐释和理解的话，会导致的相对判断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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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江：补充一下，概念的拉丁文是conceptus。商务版笛卡儿《第一哲学沉思录》的译者很自信地说，中文版是根据笛卡儿法文版翻译的，是最终定本，因而和拉丁文本比较，更能反映笛卡儿的思想。确实，笛卡儿是先用拉丁文撰写的，后改写为法文。但是，至于哪个更好，未必。法文是写给老百姓看的，拉丁文只有知识人懂。在拉丁文里，conceptus有抓、把握的意思，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意思：怀孕、受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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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规：中国的概念史看不出来，英国人一看，过程就在那儿，计划、筹备什么东西，更重要的是我在那篇文章里讲的过程化，是一个过程，强调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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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江：主持人所提的问题，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我想我们无论研究做什么，肯定有价值预设。作为历史学者，我经常引用佛经开头第一句话，“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祉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人俱”。“如是我闻。一时佛仏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倶”。你看，短短的一句话，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一一被点出来了。关键是“如是我闻”。佛灭寂后，一门弟子聚集起来，追忆佛生前的言行，小心翼翼地确认、再确认。刚才我概括了16世纪以来的知识的移动现象，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应该怎么解释呢？应该考究在不同时空下知识是怎样被生产和再生产的，具有何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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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3：三位老师好，刚才有一个幻灯片说，您说跟照田有一个意见分歧，我想知道分歧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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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江：我们的分歧是一个人搞出来的，他在后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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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3：问您另外一个问题，您说研究中国近代史，这些年来不完全是学界的人有一种复古的倾向把以前概念拿出来，作为中国将来可能会领导世界的可操作性的模式，比如王道论坛，专门讲“王道”这个词，完全是中国传统的概念，“王道是中国未来主导世界的力气”，这是一位嘉宾在凤凰大讲堂讲的。您对这个怎么看？谢谢。

孙江：实际上，是说给中国政府听的，有所指。谈王道和霸道的关系，最有名的是1924年12月孙中山在日本神户所做的“大亚洲主义”演讲，孙中山给日本人讲孟子，告诫日本不要行霸道，要走王道。这几年，王道不断地被提及，谈得最多，想想看，为什么都是中国周边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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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3：有人也掺和进去了。

孙江：我是个“标题党”，上网基本上看看标题，也能知道天下大事。最近看到一位学者批评国人游戏历史是因为历史知识匮乏所致，觉得说得很对。电视剧乱编历史，读书人“我”说历史，对历史缺乏敬畏之心。我在讲日本近代史时，在讲台上放了两本很厚的关于历史记忆的日文书，问学生，你们知道作者是什么人吗？一位中学历史教师。他在课余时间，自费到各处嵬集史料，专门研究被明治政府视为“贼军”的德川幕府一派的悲惨的近代经历，水平远超专业历史学者。

提问4：刚刚说西学东渐、东学入中，是日本翻译西方，我们从日本抄过来。宋学西迁是不是指明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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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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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规：我补充一点，我同意你讲的东学入中的说法，但这时候有一个环节是不能够忽略，有些概念好像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日本传过来的，但我们不要忘记这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中国过去的。1850年《海国图志》，那时候中国人写书，中国人不看，到了日本变成宝贝，向毛泽东语录在日本人手一册。所以东学入中一定不要忘记很多概念在中国生产以后，在日本变化又到了中国，这时候有一个环节非常重要。一个概念在什么地方？比如一个人不能抽烟，就喝白开水，中国的事也要理解，有各种不同。

提问4：我属于非专业，问题比较简单，我记得原高中时，有《论语》选读，那时候稍稍接受到一些还，印象最深的是老师讲的第一句“知之为知，不知为不知”，解释知道的就是知道的，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还有一种是跟知道的说知道，跟不知道的说不知道，也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包括现在对于一些词语，把它误会了，这个思想在中国传统里有，你刚才提到概念性东西，尤其是西方的那种，我不太熟悉，中国和西方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和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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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规：你说的内在，都有理解，我们可以利用上，但这只是其一部分。

孙江：在中国传统经学里，18世纪中叶以后，也出现了现代性创造，出现了知识分科的学术动向，台湾张寿安教授对此有精深研究，她的一篇论文收在《新史学》第四卷。

提问5：我听了三位老师的讲解，也想谈谈我自己的想法。本来觉得概念史对我个人启发很大，但听了三位老师讲后使我更加模糊不清的，本来有点希望的，一下太失望了，因为本身概念搞不清楚，不仅有时间的变化，还有空间的变化，一个概念都写了两本书，在一些历史中有些事实根本不清楚，加上概念不清楚，那么历史的真相和真理究竟怎么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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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曌：这个问题很好，就这个问题说。我们这么生活在表面，真相究竟在哪里？

方维规：在德国做概念史主要是史学界，但最后大家都模仿，德国每个学科都有概念史的词出现，或大或小，就照这个路子做。你的问题或许就是那段历史我们已经知道了，怎么去做那段概念，我现在要写300年的东西，里面有很多东西搞不清楚没法做，我做肯定是建筑在我能够得到的材料，要引证好多好多东西，所以才能够做。所以说的模糊我不太能够理解，有时候模糊了，我就没法做。当然要找一些有根有据的东西，有些东西你根本找不到，中国连档案都烧了，就没有办法做。我们今天吃饭的时间还在说，六、七十年之前历史伪造了，没法做，就不做了。我们能够找白纸黑字上有的，现在有口说历史，我一概不相信。我方维规做了这么多坏事，你在访问的时候，有的事情我会说给你听吗？

方曌：这个我觉得曹新宇老师可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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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规：我们要求的可能是要有触点，当时这么解释这么说，只有一种模糊的情况和现象，可能是某个人把民主这么解释，我怎么都弄不明白这么解释，因为我没有靠得住的辅助材料来了解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说，我在写文章时他说的这句话很有意思，但为什么这么说我不知道。所以有一段模糊，80年的历史没有办法做，在我信息中肯定是空白。还有一段历史是初学者做的，这个概念第一次发现是由某人做的，找50年、80年没有问题，而我现在掌握的资料，第一个是他说，没有可靠的信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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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新宇：我没什么特别可说的。但你提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好玩儿。我们在关心历史现象时，当说到“历史真相”模糊的现象，往往涉及对“真实历史”的理解。比方说，我们讲:今天几点几分我们在这里聊天。这就是真实历史。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今天聊天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也许不同人解读起来，会非常不一样。开玩笑的会说:曹新宇好像对孙老师不够尊敬。但尊敬不尊敬，就涉及到“意义”。我们能接受的“真实历史”，是大家都看到的，我们在这个时间一起开会。会上是否尊重孙老师? 每个人想法可能就不一样。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些 “历史模糊性”，是由于我们对同一历史所理解的意义不同造成的。这是概念史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研究？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理解，历史永远是一个已经遗失掉大部分碎片的拼图，永远存在无法复原的历史线索。即便会上我们所有的讲话，都被记录下来，但是在什么语境下讲的这些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说明什么？这里还有一个面向，值得我们注意：历史的意义，实际上与我们全部的存在都有关。过去史学界分析历史因果链条时常说一句话，说得很“霸道”，但说得很准确——历史原因与“生产关系的总和”有关。前面不重要，但“总和”很重要，“总和”永远不会被彻底弄清楚，在意义世界里更是如此。所以在“总和”里讨论真实与模糊，可能永远是概念史研究面临的挑战。

提问6：我是一名学生，正好做新名词的论文，但在写论文中就会遇到那种困惑，我不知道那种概念会不会你所以为的那么大影响力，那个词可以反映时代的特点，而且是混乱的过程。但这个词和那个时代，我的是细微的东西，不太好把握与解释清楚，光靠史料怎么理解那些概念，和传统的概念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新的概念。不论是一个新名词、一个新概念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具体研究中，老师有没有建议，您觉得在概念史研究中，最需要把握的方面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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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江：我兼答上位提问者的问题。科塞雷克博士论文题为《危机与批判》，正文篇幅大概60%，注释40%。他在注释里花了几页解释这两个词，对我很有启发。原来，批判（kritik）和危机（krise）有同样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词根，意思是甄别、判断和决定。我们提倡概念史研究，是感到现在的知识体系出现了“危机”，需要“批判”地检索其来历。作为个人，我关心的概念有三组，一是学科概念。现在研究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等等，都把各自的篱笆扎得紧紧的，门关得死死的，在里面呆得挺好，不知道隔壁邻居的事情，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就一百多年历史。一个是与市民社会有关的概念。法国大革命先有主张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的口号，“友爱”、“兄弟爱”是后来添进去的。光有革命不行，还需要友爱，需要和谐社会。我关心的第三组概念与民族-国家有关的概念，现代民族-国家从强调时间等级到空间等级，分别衍生出过去/现在的时间问题和边缘/中心的空间问题，因为历史成为是人们的“心之所系”，领土成为人们的“身之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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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曌：非常感谢各位前来，尽管过程中有很多情感的碰撞，有期许有失望，还有最后对中国学界的一丝绝望，但我觉得我们还是以中国的方式说我们圆满地完成了此次沙龙，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谢谢三位老师，也谢谢大家热情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