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太和：海安历史上的两次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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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群体性事件，有人这样定义：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照此定义，20世纪上半叶，海安境内就曾爆发过两起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
( R7 r9 C9 L* x1 v3 z, v9 z1 E    第一起群体性事件发生在蛇年（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旧时代，在苏北海安一带，建筑新桥有祭桥桩的风俗。据了解这一旧俗的老人介绍，祭桥桩方法是扎一个草人拖着，边拖行边喊：“你是哪一个？”如果有人误应“是我”“是某某”，那么，大家就认定这个人会很快死去，祭了“桥神”。新桥建成竣工后，如果有人先走过去，会认为很不吉利。要先赶狗过桥，之后，人才能通过。
    旧俗本来就是众口相传，群体沿袭，不讲科学，只讲惯例，谁若违反，众怒难犯。海安西场是文化古镇，旧俗的力量相当强大。20世纪初，西场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就跟“祭桥桩”的旧俗密切相关。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清廷颁布了一道诏令：“自丙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寥寥几语,宣告了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存在了1300年的科举制终结。当时，“以功名任西场镇董事”的魏慰农当即与李承标、仲统伊等商量，兴办新式学校。在魏慰农等人的努力下，当年，就以西场镇后街的玉皇宫四合式庙宇为校舍，创立了海安最早、规模最大的“玉成初等小学校”。（俗称“玉成公小学”）（参见《海安县西场镇文化遗产名录》）。魏慰农为堂董，在他的组织下，学校成了校董会，聘陆耀如任校长。
    魏慰农是西场镇的董事，有负责当地调查户口，登记人丁册的职责。那时的农民几乎都是文盲，对登记姓名、生日等人口资料大惑不解，不知道有什么用。一些谣言开始蔓延，有人说说：“登记人的姓名、生日是为了卖给外人，摄取魂灵祭桥桩。”“做这买卖的，就是办学堂里的人。”听信传言，很多人对登记人丁是为了祭桥桩深信不疑。而一旦祭了桥桩，就会马上丢命。这还了得？于是，为了自己能活下去，民众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 T; d$ g0 s: Y( z$ j( O4 U% x    这一年，学校刚刚创办，学生才入校不久，四乡农民就开始互传消息，终于，在一个冬日，有人敲响了大锣。锣声就是召唤，成百的农民手拿扁担、锄头、大锹……他们以农具为武器，冲破学校人员的阻拦，蜂拥着闯进校园，打砸的打砸，放火的放火，转眼间，校园内到处都是乒乒乓乓打砸桌凳器物的声音。修葺一新的校舍在熊熊火光中，也很快就化成了断砖碎瓦与遍地灰烬。纵火焚毁学校后，这些愤怒的人群又涌向魏慰农的私宅。书画、瓷器、木器，他们见什么砸什么，很快就将魏慰农的家中打砸得一塌糊涂……
/ n& |& a$ o4 l6 V. d2 _    什么叫众怒难犯？这次群体性事件让魏慰农深刻地领教到了“众怒”的威力。可贵的是，遭此挫折，魏慰农不改初衷，依然坚持要把学校办下去。校园没了，就先借民房上课，直至新校舍建成。陆耀如校长制订了“恭顺、诚正、勤俭”的校训。学校也有了自己的校歌：“繄我蓉塘中，教育素所重，因创玉成玉皇宫。建于乙巳岁，火于庚戌冬，协力恢复赖诸公。吾侪诸学童，师训当服从，努力学习自有功。”
    多少年后，魏慰农的外孙，海安书画名家仲贞子依然难忘这起群体性事件，他在诗中写道：“古镇西场，文化之邦。清废科举，教育大昌。建玉成校，宫废玉皇。慰农魏董，擘划周详。新政多阻，火起荒唐。校舍骤毁，权借民房。……”魏慰农的孙子，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魏建功也始终难忘这起群体性事件。他的《独后来堂十年诗存》一书后面附有跋记，魏至写道：“大父慰农公回籍应高淳县试，为增广生员，任西场镇董事三十年，热心公益。清光绪乙巳年捐资倡建西场玉成公小学，旋以讹言为乡民毁，公家亦同遭火焚。公复集资，益奋勉，学复成而制益备。新学之兴，众成推公为首事之善也。” 生于北京的魏至知道这段历史当得之海安境内第二起群体性事件也发生在蛇年（1929年。民国十八年）。
  k) T1 D6 _6 ]3 u0 b1 x* f    1927年（民国十六年），蒋介石统帅的北伐军击溃了吴佩孚，打败了孙传芳，席卷半个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定都南京之后，国民党政权开始推进党务活动。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反封建迷信”。
$ e3 A/ c8 X. T9 G2 ]! w1 V    当时，海安成立了“江苏省泰县县党部海安直属区分部”。到了1928年秋，泰县县党部派一姓陈的委员负责领导捣毁泰县、姜埝、海安的城隍神庙，以“破除封建迷信”。
    泰县县党部先在城区召开秘密会议，当夜捣毁了当地的城隍庙。第三天，陈某来到海安，会同海安直属区分部袁侃，召集党员陈子贞、孔宪国等以及海安区行政局长徐海搂、海安商会会长刘蔚、海安公安分局长周锡峰，召开废祀城隍神庙并取缔反动道会门的秘密会议。为防止泄漏消息，与会所有人员只准进不准出。会后，在陈某的率领下，与会的国民党党员及部分群众共三四十人一起奔赴位于海安中大街的城隍庙，大家一起动手，用绳子拖、用木棍打，庙内的大小偶像，全部被拖翻在地。在木棍击打下，城隍菩萨也身首分离。
    城隍庙的大小神像被捣毁后，经过一番清理，改为中山堂（国民党泰县县党部海安直属区分部）。当时，曾流行一首童谣：“天黄黄，地黄黄，海安街，七里长，城隍庙改了个中山堂……”
    城隍庙改成中山堂后，中间大厅办公（审事厅），东厢房开设了文化书店，西厢房开了茶馆。可是好景不长。城隍庙被捣毁，事前并没有进行破除迷信的宣传，老百姓一时间难以接受。第二年（1929年）夏天，天气久旱不雨。民间传言四起，很多人都认为：天气干旱，这都是捣毁城隍庙，触犯了神灵造成的。一时间，海安四乡（主要为东乡）的农民开始纷纷进城，众人举着点燃的香，在街上游行请愿，要求政府恢复城隍庙祀，并求神息怒，消除干旱保庄稼，早降雨水安民心。
    对农民的请愿，国民党的地方官员不以为然，认为这是 “迷信”，是“瞎胡闹”。由于矛盾没有及时化解。农民的愤怒进一步升级，他们蜂拥着冲进“江苏省泰县县党部海安直属区分部”，大肆打砸，接着又冲击商铺，砸了陈斯记南货店、张万生八鲜行、保泰恒米行、崔柳三医院、震泰恒布店等多家，袁侃是捣毁城隍庙的指挥，农民没抓到袁侃，就揪住袁侃的父亲，逼着他一步一跪，焚香磕头，求神保佑。
    袁侃得到农民骚乱的情报，急忙向泰县县党部反映情况，县长张烽即打电话至公安分局长范俊祥查询海安的地方治安后，在电话中指令要镇压农民闹事，以稳定社会秩序。绰号“饭桶”的范俊祥随即率警察上街，驱散农民。在冲突中，范俊祥首先鸣枪示警，不料矛盾更加激化。结果枪声再起，海安东乡贲波庄的张长友和李光寿被枪弹击中，当场死亡。（出事地点在海安东大街晒场巷口左近，后抬至龙王庙收尸）事态进一步扩大。有人估计，原先进城的农民加上得到消息前来声援的，多达数万人！
    县长得到农民闹事的报告后，急忙让县清乡营陈鹤龄营长开来一连人马，帮助平息骚乱。江苏省原先的老省长韩紫石先生此时恰好退居在家，得到农民蜂拥进城，事态在扩大的消息后，他不顾年事已高，高站到自家的大门前，大声劝导农民回乡，不要受少数人鼓动。至于打死的两位农民，他将派人处理，并给予经济上的补偿。同时，他还向农民保证：将撤换公安分局局长，同时向县长建议研究适宜办法，恢复城隍庙的庙祀。经过努力，这起群体性事件总算得到平息。
4 O! h! V% l- J2 I    后来，海安的“中山堂”另建于总持庵前，城隍庙也得到恢复。（可见罗纯庵《海安废祀城隍庙之风波》）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回顾这两起群体性事件，有不少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