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向聋子提问的人

狼山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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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聋子在回答没有人向他提问的问题

尼古拉一世在国内维护现存秩序的专制没有压制思想的活跃，他在欧洲对帝国主义秩序的捍卫则助推了一系列战争，为了争夺格鲁吉亚发动过对波斯的战争，结果，亚美尼亚部分领土割让给了俄罗斯，并获得大量战争赔款。为了帮助东正教的希腊对土耳其宣战，镇压了1830年波兰的革命。1848年革命后期，多次军事干预，帮助奥地利镇压匈牙利起义，镇压了多瑙河流域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个公国的民族革命。1853年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与土耳其交战，英国、法国从克里米亚登陆向俄国宣战。战争持续到1856年，在国内令人窒息的气氛中，俄罗斯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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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战败被看做是不断深化的农奴制对国家危害的一个证明：士兵懒散和羸弱，这样的人民也无法促进国家的科技发展。尼古拉一世本想把俄罗斯冻结50年，但他只实现了30年，这30年间，欧洲各国都在经历着工业化大发展以及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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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战败后，俄国迫切需要恢复在欧洲的地位，1855年即位的新沙皇继续在中亚扩张，但他明确承诺“大改革”，被认为是第三次启蒙的开始。虽然他在战争期间已经废除了前一代限制出国旅游等严厉规定，但最大的问题是农奴制。这时的农民起义变得频繁，对农民暴乱的担心依然是是否废除农奴制的一个衡量。经过5年的讨论和一系列繁琐的过程，到1861年，沙皇签署了解放农奴的宣言，但有关土地分配和义务的大量细则并没有让农民获得和其他阶层同样的社会地位。激进派对此失望，也使大量农民失望。但农奴制的废除，使贵族衰落，中产阶层上升，城市无产者人数猛增。“大改革”在财政、司法、行政等全方位开展，大学恢复了自治，星期日学校等各种类型的学校，出版物大量增加。农村出现了斯拉夫派寄予厚望的公社，这是斯拉夫社会中一种古老的村落制度，农民共同分享土地所得，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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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改革也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喧嚣，一方面是各项科学成就猛增，以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最为著名；另一方面农民暴乱增多，学生骚乱蔓延，号召革命的传单在各个城市出现。任何哲学体系都难以对付这些现实，多种意识形态在知识阶层竞争着，内心反省的，民主改革的，走向民间的，暴力革命的，都倾向于走向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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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创办的《现代人》杂志停刊多年后，1847年由别林斯基等人复刊，聚集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作家。到了大改革时，《现代人》出现分歧，车尔尼雪夫斯基鄙视西方的纯艺术，屠格涅夫相反。1859年杂志开辟了新栏目“政治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作家以此为阵地宣扬政治革命，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虽然支持改革，但反对号召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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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莱蒙托夫和屠格涅夫的小说中突现了一种新人“多余人”，他们其实是失落的贵族废除农奴制后，庄园冷落下来，改革终止了庄园的发展规划，转而时兴“能带来经济利益的庄园才是新型庄园”，那些被遗弃的庄园无非“居住着几个漂亮的姑娘和几个讨人喜欢的怪人”。他们显得十分忧伤，因为他们不是活在现实中，他们的内心还生活在过去，却幻想着未来。这是屠格涅夫小说里的描写。樱桃树被一棵棵砍掉，预示着俄罗斯将告别庄园生活，但庄园完美的建筑仍然决定着它自身的尊严。庄园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一再出现在文学中的原因：在这里贵族不仅在经济和社会上有独立地位，无需向政府索求任何东西，他们的精神也不受国家的约束，可以过着深刻的精神生活，这使他们对国家制度既有道德上的厌恶，又可采取高贵的沉默态度。庄园衰落了，他们不再愿意认同上流社会，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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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监狱里写作的《怎么办？》创造了另一种新人，与多余人相反，他是职业革命者。在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启发下，革命者认可了俄罗斯发展的特殊道路，不必经过西方资本主义的阶段，通过农村公社的经济形式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民粹主义采取了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主张建立社会民主党，试图推动俄罗斯进行资本主义民主革命。而革命民主主义的极端思想被认为是俄国民主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

19世纪40年代的思想解放，知识阶层的着重点在抽象的理论、宗教、美学、历史态度，史称“父辈”。以屠格涅夫划分，60年代大变革中，知识阶层是“子辈”。这时的思想从黑格尔转向达尔文，虚无主义者、功利主义、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相互强化。史家梁赞诺夫斯基分析，虚无主义并不虚无，虽然它从根本上反叛公认的价值和标准，如所有抽象思想和学校纪律，所有宗教，也反对抒情、修辞学以及温文尔雅的外表，所有偶像化的事物都经不起他们的刨根问底，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主义的，或批判现实主义的。只有自然、科学和最简单的人际关系才是真实的。人的解放和自由是虚无主义的道德动机，另一个动力是贯穿俄罗斯知识阶层的一个传统动力，发现一个真正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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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既怀疑绝对价值，又以极端的夸张渴望找到一个绝对价值，激烈的内心交战让他们不能沉入现实，社会文化在种种抽象观念中执迷难行，社会批判成了核心话题。“他们批评同胞的落后，粗野和腐败，想方设法促使他们走向文明和光明。同时又注意到，俄罗斯人已经开始动辄崇拜西方尤其是法国，对自己的国家妄自菲薄。”历史学家梁赞诺夫斯基说，“这是因为这个国家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吸收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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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伟大的《战争与和平》在这个思想震荡的“子辈”时期出版，托尔斯泰对这个写作已经念兹在兹50年。托尔斯泰把他所认为的真实发生之事与官方公告的战事做对比，甚至与参战者的回忆录对质。他的战事描述中拿破仑没有韬略，库图佐夫也没有诱敌深入的战略设计，前线亲战的小兵与战事结果有更实在的关系。如果说库图佐夫于事有所为，那也是来自他那种单纯质朴，俄罗斯式的直观。莫斯科大火中居民是出于对个人利益的关切，才有所谓的英勇殉难救国。但正是这种忙于应付眼前事业的行为才是真实的历史事实，才有用于国家和群体，而那些以历史参与者身份自居指点江山和历史的人最没用。因此历史学家和一些亲历者指责他叙事失实，尤其是对战争描写，对库图佐夫的描写，不断有人指出失实的例证。而其中的历史态度、道德哲学，又被一些同行指责为庸医伎俩，故弄玄虚，流于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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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俄国的批评家就发现，托尔斯泰的描写把人们熟悉的事物重新陌生化。这是因为他的动机与众不同，他的细致描写是为了让自己下沉至未被理论玷污的智力就可体验的、不可怀疑的事实之中，佐证他把日常世界视为唯一的真实的见解，历史不过是这些日常事件的总和。他以编年史的纪事手法取代历史的故事写法，无休止的线索，无甚联系的事件无结构地堆在一起。托尔斯泰对此解释说，那些有结构的惯常手法会伤害现实感，哪里有结构哪里就失去了偶然性，而生命是漫无边际的，散乱着从未被实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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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与和平》尾声，托尔斯泰写道：“今天的历史有如一个聋子在回答没有人向他提问的问题。”以此来对抗流行的历史理论。以英雄之德或英雄之恶，无论后人让他们为历史事件的伟大或罪恶负责，或他们本人自以为改变了历史，都是可疑的，人的知识面之细小，根本无从将整个历史细节纳入眼界，所以自由意志根本是个大幻觉。“一项行动，我们越将它密切地关联到它的情景脉络之中，行动者就越显得不是自由行动，并且越不能为他的行动负责。”这是伯林对托尔斯泰的同情。

几十年后，耶鲁的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推崇托尔斯泰的敏锐：“一直读他的作品未必能够让你和他一样目光敏锐，但你会明白自己的眼光是多么狭隘。”弗吉尼亚·伍尔夫说：他暗藏在作品里很多毒蝎般的问题，在他描写的世界里，没有人能感到安全。皮埃尔、安德烈都是这些问题的提问者，那些釜底抽薪式的提问针对着蔓延在俄罗斯的各种宏大社会历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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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赛亚·伯林的理论中，俄罗斯启蒙之后一直在多种观念中纠结的原因，源于专制造成的“幽闭恐惧症”，这种症状表现为总要求有更多的光明，更有效的改革手段，更先进的社会设计，更大的个人行动范围，其实是对人不堪忍受的思想僵化的过正矫枉，每遇曲折更会加重。与此相伴随的是“广场恐惧症”。在历史危急时刻，放弃道德责任的全面考虑，匆忙地选择一种决定论的思想方式，然后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找到了适当的立场，推至极端，温和的自由派基本丧失影响力。这两种恐惧症在19世纪俄国知识阶层蔓延至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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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何尝没有看到其中的危险，正是这种思想纠结令托尔斯泰不安，也造成了他的怀疑气质。

到人民中去

赫尔岑曾写过《俄国人民与社会主义》，宣传俄罗斯的农民公社蕴藏着正义平等的社会形势。这种组织既有俄罗斯的传统，又有道德根据，优越于使用过多暴力和强制性的工业组织形式。俄罗斯知识阶层对这种村落组织有深远的精神依恋，在19世纪70年代形成了广泛的民粹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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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大量怀有民粹主义理想的青年决定“到人民中去”，指望在人民中找到在上层社会不存在的纯洁道德和正直，甚至真理。他们去了农村，做乡村教师、医生、兽医、仓库保管员，同时，也为未来的社会改造和教育他们。也有一部分民粹主义者在农村策动革命，这些人是巴枯宁等的信徒，他们相信在人民中存在着原始和巨大的革命力量，只要一发动就行了。可是农民没有接受他们的教育，更没有被他们发动，反而有时农民还把这些陌生人交给警察。1877年，经过193次大规模审判，“到人民中去”的运动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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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安娜·卡列尼娜》出版。托尔斯泰再次使用了编年史式的描写，在同代人的记忆中，这部小说引起了“一场真正的社会大爆炸”，它的各个章节都引得整个社会无休无止的议论、推崇、非难和争吵，因为小说描写的正是俄罗斯人最切身的问题。7年的写作是托尔斯泰精神困顿的时期，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无神论、虔敬派、民粹主义、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每一个答案似乎都会走向罪恶和灾难，包括《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的自省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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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从法国大革命雅各宾党精神的知识阶层，在民粹运动遭到打击后，发现农民靠不住，就靠革命党人自己，雅各宾运动随即开始，职业革命家出现。同时出现的还有民意党等恐怖组织，主张暗杀，给公众必要的政治教育。沙皇躲过了一次次暗杀后，采取了一些温和的政策，就在他决定采纳与废除农奴制类似的行政和财政改革方案的同一天，民意党炸死了他。

1881年又一轮保守开始了，亚历山大三世在所属各地强制推行俄罗斯化，这一点赢得了民族主义的支持，所以亚历山大三世被认为是沙皇中的第一位民族主义者。他是自彼得大帝后近200年里第一位蓄起胡子的沙皇。俄罗斯化的情感倾向在19世纪一直就存在于知识阶层的精神底色中，虚无主义和民粹主义则已经有意识地关注到俄罗斯民族历史，立足本国传统，代表俄罗斯传统的农民才被他们当做民族精神价值的象征。

这位沙皇为镇压激进分子，开始强化独裁。这些危险的保守措施招致一些高官辞职，而一向反对改革的人返回政府，其中的理论家更可直言宣讲他们对人性的堕落、对理性主义不可靠以及危险的判断，政府再一次强调维护法律和俄罗斯的安全只能靠国家和东正教，不能相信人类的理性能力。一部临时法令给了政府官员广泛的权力，处置各种出版物和危害秩序的人。新的章程又取消了大学的自主权，重提贵族在俄国的主导地位，排挤非东正教的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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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民意党恐怖派的组织者列宁的哥哥乌里扬诺夫刺杀沙皇未遂，激发了更多的革命兴趣。普列汉诺夫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团体、个人活跃起来，叔本华、尼采的书被多次再版，显示出俄罗斯知识阶层对德国思想的情趣日益浓重。对德国思想的解读方式依然强化着保守和激进革命这两个相反的政治方向。

什么力量能够复兴和拯救俄罗斯，所有的社会问题在危机中都被道德化，俄罗斯进入了一个极度不安的年代。托尔斯泰的写作和生活也变得不安分，他为了田产的事去了一趟平扎省，中途在阿尔扎马斯过夜，夜里两点钟，他突然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念头，苦恼、害怕、恐惧起来。1884年以“阿尔扎马斯的恐怖”的反省写了《疯人日记》。“我懂了，它不是偶然的病痛，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这些问题不断发生，答复它们乃是必需的”，“问题似乎是一些愚蠢简单的、孩子气的，可是我一碰到它们，尝试着要解决它们，我立刻肯定了，一、它们不是孩子气的，不是简单的，而是最重要的，最深刻的人生问题；二、我尽力试图解决，但我不能解决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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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脱这种困境他再度进入写作，他试图回答他本以为是大幻觉的问题，他论生与死，论手工工作与知识活动，谈中国关于生的智慧，写拯救饥民报告书，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是什么？一个人需要许多土地吗？什么是艺术？为什么人喜欢愚弄自己？这都是他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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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进入这样的问题，托尔斯泰越鄙视知识阶层，总是感到自己被共同世界驱逐出来。“知识阶层”，以赛亚·伯林特意指出这个俄罗斯特有的概念，有别于欧洲使用的知识分子概念。“知识阶层的成员自认使他们结合的不仅是他们对观念的兴趣而已，他们以一个忠忱专志的流品自居，近似世俗教士，献身传播一种特殊的人生态度。”尤其到19世纪90年代之后，必须保持激进见解，反对旧体制的一切的人才算知识阶层的人。

艾琳·凯利为《俄国思想家》写的导论中介绍说：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对俄国激进知识阶层，就其与社会的疏离以及给予社会的冲击程度而论，在俄国实行专制社会主义并无不公，“英美历史学家对待他们常生屈尊俯视之心，而且往往带有道德上的厌恶感，因为他们尽其热情以附和的理论并非己出，而是借自西方，且了解多不完全；他们狂热鹜从极端的意识形态，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魔鬼，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还拖着他们的国家同归于尽”。恰达耶夫40年代就已经预感到其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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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在文字里报复他们，在他的笔下，他们可怜，方向错误，智力薄弱，自作聪明，还妄成大事。他反对欧洲所有资产阶级文化，他的理想是什么虽然没有答案，但至少与资产阶级文明是对立的，因为在他的眼里，从文艺复兴开始，艺术对富有阶级不再是严肃的事情，而是消遣。莎士比亚、贝多芬、普希金，念念不忘的卢梭，也不再让他相信。更彻底否定是对自己的，他自贬是一个战场上杀人的人，通奸者，为虚荣而写作的人。其实即使在他获得了文学盛名之后，写作也是三心二意，他说他的哥哥比他更会写作，“但他之所以不写，是因为他没有染上追慕虚荣的恶习”，“这种恶习就是总想影响别人和为人所爱的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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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索性粗鲁地从公共世界放逐了自己，舍斯托夫说他“需要声望，只是为了获得践踏它的权力和机会”。

1899年《复活》出版，他依旧把耐心地经验观察人当做是唯一的求真之路，但最擅求真之道的人并不是他自己，更不是有思想装备的知识阶层，只有单纯的人才离真知最近，他们也是俄罗斯复活的力量。对俄罗斯的社会动荡和丑恶，他一如以前并不多加笔墨，虽然他能看到，但舍斯托夫分析说：“理智不允许他去看，因为这种看是无益的，看到毫无掩饰的真实，是与人类的迫切需要相割裂的，比谎言还有害。”

1904年托尔斯泰完成了小说《哈吉·穆拉特》，这大概是他未出版的作品中最重要的，从1896年开始，断断续续写了6年。其间1901年，他被俄国东正教开除了教籍。维特根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给罗素的信里，谈到他读到的《哈吉·穆拉特》：哈吉的命运虽然是不幸的，但作家的意图并不是揭示这种不幸，而是表明这种不幸正是他获得高尚生活的必然内容，人们可能遭受厄运，生命的崇高依然能越过这种不幸光照大地。这是一种生活态度，通过这种态度，我们能看到人如何顽强地生活。后来，他又把小说推荐给他的学生马尔康姆。维特根斯坦说：哈吉引发人对自然真实的悲剧产生怀疑，同时，他又平息了这种怀疑。这个小说背离了之前他一向推崇过的宗教态度，道德自省，推出了他心目中的“新人”。

这个“新人”命运不济。尽管俄国当时已不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世界，也并非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工业的迅速发展使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有了分析基础，而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让知识阶层转而相信，马克思主义指出了革命的成功捷径。民粹主义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带来的科学的辩证的革命理论相比，显得文弱了。梁赞诺夫斯基提示，俄罗斯的虚无主义可以被认为是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的信徒，进入到19世纪末的激进时代，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加上对人性全面解放的强调，与民粹主义合流。这些专制制度的叛逆者在反对偶像崇拜的同时又为自己创造了残酷的新偶像，并促成了一个职业革命者的基础。

最后一代沙皇在1894年即位的时候，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和革命民主派都相信伟大的历史为人类预定了政治选择，屠格涅夫式的俄国的人文主义遭遇到最深的困境，而激进的列宁主义已经不可遏制，它将为即将来临的新世纪制造出另一种“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