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负担”怎样才能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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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红包，是中国春节的传统之一。然而，如今这却成为不少年轻人的一大负担。近日，新京报记者调查了102名市民。结果显示，超过四成的受访者今年共发出了超过1000元的红包，单个红包里最多放入超过500元的人也占了1/4。而红包的流向主要是家族晚辈。(《新京报》2月3日)

　　“红包负担”，已成每年春节的一个老问题，舆论多有关注，但红包的厚度还是年年增厚，不仅成为年轻人过年的负担，也是很多家庭过年的负担，可以说，带有喜庆和祝福色彩的“红包”已经变味。

　　给孩子的红包，掺杂了很多人情世故，有的可能是借给红包，给孩子一笔上学的费用，但这会让孩子产生误解，认为就是给自己开销的，也制造孩子和父母的矛盾。有一些孩子就认为红包该归自己，并在同学中对收到多少红包进行攀比，拿到红包后大手大脚，一下子花几千元请同学聚会的不在少数。针对这一问题，还有人士呼吁对孩子进行理财教育，把一年一度的“红包收入”管好、用好。

　　有的可能借给孩子红包，拉近长辈间的关系，但一来二往中，这成了很大的人情负担，你给我的孩子多少，我必须也得给(就是因对方没孩子不给，也要记得今后补给)，而且给的不能比你给的少，否则就没面子。那些有孩子的家庭，春节期间孩子的红包收入与自己的红包支出估计能打平，苦的是没有孩子的年轻人———自己已经拿不到红包，只有支出，当然，他们也是为过去自己收红包“还债”，以及为未来自己的孩子收红包“预支”。这样代代相传，也就积下了“人情债”。而随着物价上涨，红包也就水涨船高。

    不如对这些孩子要进行教育，“红包”、压岁钱都需要全面正本清源。一方面，红包和压岁钱，要回到10元、20元这样的象征意义上，不要比拼厚度，重要的是情谊，这才能把大家从“红包负担”、“人情债”中解放出来，如果要资助学生读书，那就正大光明地资助，但这不是给孩子，而是给其监护人——— 在香港，利市就是10元、20元，这没有影响过节氛围，但讨吉利、送祝福的意义一点没有少。另一方面，要给所有孩子健康的财富观和消费观，现在有不少孩子把收红包作为自己“致富”的途径，很多孩子手中的钱基本来自春节的大红包，要让他们知道，这些钱绝大多数其实是父母的钱，只是以红包的形式到了他们手中，他们拥有使用权，可应该珍惜，要用到学习之上，而不是挥霍，在使用时要和父母商量。真正属于自己的财富不是来自红包，而是靠自己的劳动挣来的钱。年初三，我在肯德基店遇到一朋友正在读中职的孩子在这里打工，她告诉我，春节在家也没事，在这里实习打工感觉很好，她收到的压岁钱都交给了父母，“打工挣来的钱，才是我自己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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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这是个形式，没必要比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