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平气和说蒙师

良山鸡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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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开蒙大约是在1962年的秋天。我的蒙师姓陈，课上课下极其负责，对待学生也极其严格，不仅我怕他，而且他的外甥怕他，这个外甥与我同班，一年级开始就是学习尖子，尽管如此，他那当班主任的舅舅还时不时地把他骂哭打哭。至于我具体挨过多少体罚，我却记不很清，只有一件事除外。升到二年级后的一天傍晚，陈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小小休息室，问我额头和眼眶疼不疼，我说不疼啊。他似乎没有接着往下问，就拿出用纸包着的两只月饼给我，还吩咐我跟别人就不要说了。这事让我受宠若惊，因为这位陈老师平时总是让我吓得战战兢兢的，这次找我竟然没有训斥，反而赏给了好吃的东西，我的眼睛周边被教鞭（其实是一根竹棒）碰得有些青肿。我自己并没有觉得疼，放学回家也没有对父母讲。事后，我想可能是因为他的父母从邻居口中有所耳闻，因而对他本人有所提醒，咱们两家住得很近，平日里他称呼我的父母为“王叔叔王婶婶”，我称呼他的父母为“陈伯伯陈妈妈”，彼此稔熟哩。

       陈老师一直把我们送到三年级，他就是在那个阶段结的婚。具体情形记不太清了，只晓得那天放学较早，全校老师都到他家喝喜酒去的。大约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突然发现他手中出现了一本绿封皮的小书，里面都是最高指示。就在我和同学们感到好奇的时候，老师把我找去做了一番启发和指导。接下来是全校开会，我和我的干哥哥都上台发了言。我们引用的语录是：“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被消灭的敌人”在干哥哥的发言中就是他那死去的姨伯伯，在我的发言中则是我那“被镇压”的堂姑爹。其实，在那以前，我这个少不更事的八龄童是不晓得有这么个“社会关系”日后会让我长期惶恐不安的。那时，我怎么一下子就有了那么高的“阶级觉悟”的呀？说到一半，眼泪竟然夺眶而出哩。

       突然有一天传来陈老师不再教我们的消息，我和不少同学都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鼻子也酸溜溜的！虽然平时很怕他，但到了分手之际，还是很不舍得的。又过了几年，文革开始了。陈老师则参加了公社的专案组，忙于走南闯北搞外调了。我也渐渐长大一些了，偶尔也能在路上与陈老师不期而遇，但却匆匆邂逅。

       再来说说那层令我退避三舍的“社会关系”吧。在我首次上台发言谈到我的堂姑爹堂姑妈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有什么特别感觉与感受。但是后来我一碰到这个话题就心里发虚，底气顿消，姑妈家有事我也尽量不去，很像埋头于沙子里的鸵鸟。然而，在那个年代，这种敏感关系是谁都没法回避和绕道的。初中读完了，别人家的孩子欢欢喜喜背着书包去上高中时，我得到的消息却是：“你没被推荐”，因为姑爹是反革命（几十年后才听我父亲讲，我那姑爹曾是地方上响当当的一个人物）！也有人告诉我的父母亲说，这事与陈老师有关。我始终不曾相信。

       老师毕竟是老师，他让我较早地感受了曲折的人生，所以我才不屈不挠，我才无怨无悔。如今，他的九十老母和我的八十老母依然是互相念叨的一对老友。过去的事，宜粗不宜细。无论是拿到大学录取通知，还是在家举办婚宴的时候，我都没有忘记把我的启蒙老师请来。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谁都有过种种顾忌。陈老师长期同自家岳父“划清界限”，兴许是出于“政治出路”的考虑——与我一度不敢看望我的堂姑妈有着类似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