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隆重上演。这部有3000多人参加演出的大型歌舞,融歌、舞、诗于一体,艺术地概括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壮大和发展的历史画卷。周恩来对《东方红》的指导超过了任何一部作品或文艺活动。作为《东方红》的总导演、总策划,周恩来自称“是跟着这段历史长大的”,为编创人员不止一次讲党史,包括一次有7000人参加的长达6个小时的党史报告。《东方红》是一部党史宣传教育的精品大作。1964年7月1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说:“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这个十五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来的‘五四’运动,到大革命,然后又到井冈山,举起了红旗,都贯穿着毛泽东思想,通过这个表演逐步地体现出来。”20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外办、对外文委和文化部负责人研究“北京音乐节”问题时,再次提出要搞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大歌舞。他说,现在很需要表现革命的精神和新的气象,这个大歌舞非搞不可。
7月30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约见有关负责人商定大歌舞事宜。大歌舞的名称经周恩来同意定为《东方红》。周恩来说:这个题目好,既精炼又切题。周恩来指出:“争取按计划在国庆十五周年之前完成,但考虑到创作上的困难,万一十月一日赶不出来,也不要紧,等于对我们大家进行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一次党史教育。在组织和排演过程中,大家要敢于创新。”“《东方红》这部大型歌舞我要亲自抓,有问题解决不了,你们直接找我。”他还说:“如果搞出来了,我给大家讲党史。”会上,拟定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工作小组(又称“大歌舞指挥部”)名单。领导小组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为组长;组织指挥工作小组以陈亚丁为主任,周巍峙、许平等为副主任。
8月1日,周恩来批准了周扬起草的《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问题的请示》报告,并批示五条原则,第一条第一句就是“全力争取搞好,并在国庆节上演”。
8月12日,全体人员被集合起来召开动员大会。在排练队伍集合之初,周恩来对编创和演出人员说:“参加大歌舞工作,是一次革命化的实践,是一次党史学习。”
9月15日,《东方红》进行彩排审查。10月2日,《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次公开演出,周恩来和刘少奇等陪同各国贵宾观看。
周恩来策划《东方红》,也有当时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国际上,中苏两党正处在公开论战之中;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恩来访问亚非欧14国,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介绍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在国内,国民经济克服了“大跃进”带来的三年严重困难,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63年12月、1964年6月,毛泽东先后写下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还多次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大批优秀文艺作品以及许多作家、演员受到错误的批判。《东方红》组织指挥工作小组副主任周巍峙(时任文化部代理副部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当时也受到批判,正作检查。周巍峙在1994年回忆:“总理还让我参与《东方红》的领导工作,说这些人是可以革命的,给我以及文艺界许多朋友一个亮相的机会。”这个亮相的机会对3000多名演创人员都是一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