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300元，他被堂哥判处死刑

濠滨律师团01

回首百年峥嵘岁月，红色闽西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揭开了崭新一页。

1929年，红四军二次进入闽西，战军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起闽西革命根据地。在这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进行了社会主义法治的伟大探索实践，建立了早期法治机构、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形成了一整套优良法治工作理念和工作作风，开创了“红色法治”工作的先河。

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来时路。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再走闽西红色司法路，重拾岁月长河中，那一朵朵镌刻着红色法治故事和优良司法传统的珍贵浪花，在实地感受、追寻红色司法印记中，缅怀党的法治工作光辉历史，传承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受贿300元，他被堂哥判处死刑

1930年的一个春夜，福建省龙岩县苏维埃政府灯火通明。这里，正在举行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

“请大家打消顾虑，不要念及郭江文与我有手足之情，也不要拘泥他为革命曾立下多少汗马功劳，要把他当作一个普通公民，作出公正的判决! ”时任福建省龙岩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郭滴人双眉紧锁、怒不可遏。

原来，郭江文是郭滴人的堂弟，两人一起参加革命，同舟共济、配合默契。1929年9月，在龙岩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备受群众拥护的郭滴人当选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略通文采的郭江文担任秘书长。但此后，郭江文逐渐流露出居功骄傲的情绪，滋长了贪图享乐的思想。

面对郭滴人多次严厉的规训劝诫，郭江文置若罔闻，继续滑向腐化的邪路，发展到私自接受岩东地主300元贿赂、放走在押土豪劣绅的地步。

“郭江文罪行确凿，根据裁判条例，应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裁判部长发言后，郭滴人第一个举手赞成，与会者一致通过判决。

几天后，郭江文被依法执行死刑。郭滴人大义灭亲、执法严如山之举，也在闽西苏区被传为佳话。

讲述完这则在闽西家喻户晓的故事，龙岩市博物馆馆长吴锡超显得意犹未尽，“任何组织或个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任何人违反法律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闽西苏区一以贯之的司法理念。”

而当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有害分子, 法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将落下的更快、更准、更严。

“早在1929年10月，永定下丰第八区藩溪乡就设立了纪律裁判委员会，负责干部、官、兵违反党纪政纪及贪腐案件的查办和审理。”上杭法院院长曾学明介绍说，纪律裁判委员会也是如今纪检监察机构的前身。

此后，古田会议也明确提出反腐败，要求必须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还规定“没有发洋财的观念”是新分子入党的五个条件之一。

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布了《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明确规定“侵吞公款有据者”、“受贿有据者”、“借公报私为害他人者”撤职并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侵吞公款300元以上者”、“受贿至50元以上者”、“假借政府名义私打土豪有据者”执行枪决等，为开展反腐斗争和廉政建设的奠定了坚实的法律依托。

3个月后，闽西苏维埃政府常务委员兼粮食部长林延年因贪污250元被判处死刑，成为撞在枪口上的第一个高官。

从1932年2月至1934年下半年，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动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反贪污反浪费的斗争，闽西苏区紧跟中央步调，如火如荼开展起来。

设在汀洲的福建省苏工农检察部组织突击队、轻骑队和群众法庭，经常组织巡回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他们还非常重视发动和依靠群众, 在群众比较集中的地方设置控告箱，鼓励检举揭发,切实加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

在此背景下，1932年5月，在接到群众举报后，福建省工联对闽西总工会代理委员长陈日兴乱用工会公款27元吃喝的腐化行为给予了严重警告处分。

软硬兼施，“苏维埃政府还充分发挥媒体的信息公开及舆论监督优势,不断壮大法治宣传教育阵地，在《红色中华》等报上开辟专栏,专门揭露和批评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吴锡超介绍说。

在位于红色革命圣地——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的共和国法制摇篮展览馆里，一副名为“苏区时期被查处的闽西部分贪官污吏”的图表记录下了那段珍贵的历史——

福建军区特务营副政委黄裕湖和第二大队队长黄生辉因共同贪污14.5元，被罚做苦工；二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部长”杨岳彬因官僚主义作风被撤职；福建军区革命互济会主任因贪污金戒指１个被撤职……

“官员犯法、不论大小、一律惩处”，这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曾学明表示，闽西苏区的生动实践充分确保了司法审判的公平正义，展示了法律与执行机关的威严。

也正是因为毫不松懈清除腐败孳生的土壤、持续打造清廉的政府和官员，才让我党压倒性地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与信赖，红色根据地迸发出持久的生命力。

文献参考：

《闽西苏区法制工作概述----法制工作概况》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