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能吏”到“巨蠹”的撕裂人生：徐州市委原书记周铁根的40年权力赌局与终局

骑猪去兜风

62岁，本是许多官员临近退休、期待“平稳着陆”的年纪，周铁根却在2024年9月迎来了仕途的“断崖式坠落”——江苏省纪委监委官宣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从1985年23岁踏入体制，到2023年出任江苏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位历经南通、无锡、徐州三地主政，深耕江苏官场近40年的“能人官员”，曾以“敢拍板、善转型”的标签在苏南强县与苏北重镇留下施政痕迹：力推如东洋口港打破“有海无港”历史，主导江阴经济转型破解粗放发展困局，操盘徐州“三大转型”冲刺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

然而，伴随其落马的，还有徐州前常务副市长王昊、徐州矿务集团原董事长冯兴振等“关联官员”的先后被查，一场横跨苏中南北的“地域式反腐”逐渐浮出水面。

周铁根的一生，既是一部地方官员的进阶史，更是一面映照权力运行规则的镜子——从秘书岗位积累的政治资本，到地方主政时的决策自由，再到权力监督的边界模糊，他的崛起与坠落，藏着中国地方官场权力运行的深层逻辑。

▲周铁根     资料图。 

一、青春起步：23岁入体制，南通官场的“早期试炼场”

1962年11月，周铁根出生于江苏海安（时为海安县，2018年撤县设市，由南通代管）。在1980年代“大学生稀缺”的背景下，20岁考入江苏公安专科学校治安系的他，虽仅为专科文凭，却已手握进入体制的“敲门砖”。

1985年7月，23岁的周铁根毕业后被分配至江苏省环本农场，仅一年便升任副指导员——这一“快速提拔”的起点，既源于当时干部队伍年轻化的政策导向，也隐约显露出他早期的处事能力。

不过，农场的基层经历并未持续太久。1986年5月，周铁根调任南通市公安局政治处干部，脱离了农业系统，进入更贴近地方权力核心的政法体系；仅一年后，他再次调岗，进入南通市委研究室。

相较于公安局的“业务岗”，市委研究室是地方党委的“智囊机构”，负责政策研究、文稿撰写，直接服务于市委决策层——这次调动，成为周铁根接触核心权力圈的“关键一步”。

在南通市委研究室的6年（1987.09-1993.10），是周铁根仕途的“筑基期”。他不仅先后解决了副科级、正科级职级，还通过省委党校函授学院对外经济专业的在职学习，将学历提升至“在职大学”，弥补了专科文凭的短板。

这段经历的价值，远不止于职级与学历的提升：在研究室的工作中，他得以系统了解南通的经济社会情况，熟悉政策制定的逻辑，更重要的是，通过参与重要文稿撰写，他获得了与市委领导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这为他后续进入“秘书体系”埋下了伏笔。

此时的南通，作为江苏苏中地区的重要城市，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阶段，地方官场的权力结构相对清晰：市委办公室、研究室等“核心部门”的干部，往往是后续提拔的“储备力量”。

周铁根的早期调岗轨迹，看似“频繁”，实则暗合了当时地方干部培养的“常规路径”——通过多岗位历练，筛选出既懂业务、又懂政策，还能贴合领导需求的“潜力股”。

▲周铁根     资料图。

二、秘书进阶：31岁跻身市委核心圈，“服务领导”的权力密码

1993年10月，31岁的周铁根迎来了仕途的“第一个关键转折点”：调任南通市委办公室，担任综合科科长。

在地方党委的权力架构中，市委办公室是“中枢部门”，直接服务于市委主要领导；而综合科作为办公室的“核心科室”，负责起草市委重要文件、整理领导讲话、统筹协调日常工作，科长一职绝非普通的“中层岗位”——若非被视为“得力干将”或“可信任之人”，难以胜任。

仅4个月后，周铁根便被提拔为南通市委办公室主任助理，仍兼任综合科科长；又过一年，1995年4月，他升任“副处级秘书”。这一职位的分量，在地方官场中不言而喻：市委副处级秘书，通常直接服务于市委书记或市长，是领导“身边人”。

据公开信息梳理，彼时南通市委书记为陈根兴，市长为严志仁——能成为这两位主官的“身边人”，意味着周铁根已进入南通官场的“核心信任圈”。

秘书岗位的价值，在于“近距离观察权力运行”与“积累政治人脉”。作为领导秘书，周铁根不仅要精准领会领导意图，高效完成工作，更要在各类场合中协调关系、传递信息——这种“承上启下”的角色，让他快速熟悉了地方权力网络的运作规则：如何平衡各部门利益，如何推动政策落地，如何处理上下级关系。

即便1996年9月他升任南通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后，是否继续兼任秘书一职虽未公开，但这段“秘书经历”已成为他仕途的“核心资本”。

在地方官场中，“秘书出身”的干部往往被视为“有背景、懂规则”的群体。他们因长期服务领导，更容易获得信任，提拔路径也更顺畅——周铁根的经历正是这一规则的体现：从综合科科长到副处级秘书，再到办公室副主任，短短3年实现“三级跳”，从正科级跃升至副处级，速度远超同期许多干部。

这段经历也让他明白：在权力体系中，“能力”与“信任”缺一不可，而“贴近核心权力”，是获得信任的重要途径。

▲周铁根     资料图。

三、首掌一方：从如皋市长到如东县委书记，“敢拍板”背后的权力试探

2000年12月，38岁的周铁根结束了7年多的市委办公室“中枢历练”，迎来仕途的“第二个转折点”：外放如皋市，担任市委副书记。

对于长期在“机关岗位”工作的干部而言，“外放地方主政”是仕途进阶的“必经之路”——只有在地方上做出政绩，才能获得更高层级的认可。

如皋是南通代管的县级市，彼时已跻身江苏强县行列（2023年GDP位列全国百强县第20位）。在如皋，周铁根的仕途节奏依然“快速”：2002年12月，他升任如皋市代市长，后转正为市长。

这段“市长经历”，让他首次接触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负责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民生保障等具体事务，从“政策研究者”转变为“政策执行者”

2006年6月，周铁根调任如东县委书记——这是他首次以“一把手”身份主政一个县，真正掌握了地方的“核心决策权”。

如东虽不如如皋、江阴经济强劲，但拥有独特的海洋资源，当时最核心的发展难题，是“有海无港”：如东沿海的烂沙洋深槽虽被交通部认定为“江苏唯一能建10万吨级以上深水港的选址”，但辐射沙洲海岸建港无世界先例，投资方香港保华集团因信心不足，迟迟不愿签约。

面对这一僵局，周铁根展现了“敢拍板”的风格。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时任洋口港开发建设总指挥的他，直接向保华集团承诺：“只要保华集团将跨海大桥和人工岛建起来，不管后边有无投资者，政府兜底收购！”这一“政府兜底”的承诺，打破了投资方的顾虑，最终促成黄海大桥、人工岛的建成——2008年10月28日，洋口港初步通航，结束了如东“有海无港”的历史。

这段“主政经历”，让周铁根贴上了“敢干事、善破局”的标签，但也暗藏权力风险：“政府兜底”本质上是用公共信用为企业投资背书，若后续运营出现问题，将直接引发财政风险。

而周铁根之所以敢做出这样的决策，源于地方“一把手”的权力特性——在当时的考核导向下，“政绩优先”往往占据主导，而“风险防控”的监督约束相对薄弱。这种“决策权集中、监督滞后”的权力运行模式，为他后续的仕途埋下了隐患。

▲周铁根     资料图。

四、苏南历练：江阴市委书记任上的转型之战，权力与产业的深度绑定

2011年5月，49岁的周铁根离开工作近30年的南通，调任无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这是他首次离开家乡，异地任职，也是首次进入“地级市常委班子”，职级提升至副厅级（2009年12月已明确副市级，此次为岗位调整）。纪委书记的岗位，让他接触到权力监督的“另一面”，但这段经历仅持续两年多。

2013年12月，周铁根迎来仕途的“重要跨越”：兼任江阴市委书记、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江阴是江苏乃至全国的“经济强县标杆”，2023年GDP达4960.51亿元，仅次于昆山，位列全国百强县第二。能主政这样的“经济重镇”，足以说明江苏省委对周铁根“抓经济能力”的认可。

在江阴任上，周铁根的核心任务是“经济转型”。彼时的江阴，虽经济总量高，但产业结构存在“粗放式”问题：冶金及金属制品等传统产业占比高，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问题凸显。

周铁根提出“以新材料等六大主导产业为转型着力点”，并迅速展开调研——履新仅3天，他便深入华西村、阳光集团、海澜集团等江阴“标志性主体”：在华西村，他强调“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在阳光、海澜等龙头企业，他明确“企业是江阴发展的最重要力量”。

这段经历，让周铁根的“政企关系处理能力”进一步凸显。他曾公开表示：“吸引大客商就要解放思想，灵活运用市场化办法，不能看到人家有利可图，就死抱着项目资源不放。”

这种“亲商”理念，在苏南强县的发展中尤为重要——江阴的经济支柱是民营企业，地方主官能否与企业建立良好互动，直接影响产业转型的成效。

但与此同时，“权力与产业的深度绑定”也带来了新的风险。江阴的企业多为行业龙头，涉及巨额投资、土地审批、政策扶持等核心资源，地方主官在推动转型过程中，拥有对这些资源的“分配权”。

若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这种“分配权”很容易异化为“寻租空间”——周铁根虽在江阴仅任职两年（2013.12-2015.12），但这段经历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权力如何影响经济”，也为他后续在徐州的施政埋下了“政企互动”的伏笔。

▲周铁根     资料图。

五、北上徐州：从市长到市委书记，淮海经济区的“权力扩容”

2015年12月，53岁的周铁根从“苏南经济强县”江阴，调任“苏北工业重镇”徐州，担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于2016年1月转正为市长；2018年4月，他升任徐州市委书记——这是他首次担任地级市“一把手”，仕途达到“正厅级”的高峰。

徐州与江阴、南通的定位截然不同：作为江苏“1+3”重点功能区战略中的重要板块、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徐州是苏北的“门户城市”，但经济结构偏重——装备制造、煤盐化工、能源等传统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八成以上，被形容为“一黑一白一杆枪”（黑指煤炭，白指水泥，枪指烟草），转型压力巨大。

而周铁根的到来，被外界寄予“用苏南经验破解苏北转型难题”的期待——事实上，徐州此前几任市委书记（如曹新平、张国华）均有苏南强县主政经历，形成了“苏南干部赴苏北任职”的“徐州模式”。

在徐州，周铁根主导了“三大转型”：产业转型、城市转型、生态转型。他推动徐州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工程机械、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推进城市路网改造（如三环南路快速化改造）、生态修复（云龙湖、潘安湖治理）；最终，徐州先后获得“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称号。

2017年6月，国务院批复《徐州市城市总体规划》，正式确立其“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地位——这一“国家级定位”的落地，成为周铁根在徐州的重要政绩。

作为地级市“一把手”，周铁根的权力范围大幅扩容：不仅统筹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还掌握重大项目审批、土地出让、干部任免等“核心权力”。他曾公开表示：“最大的愿望是卸任时，各位代表能发自内心说一句‘当初没有选错人’。”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主导了一系列“标志性工程”，如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建设、徐州国际陆港打造等——这些工程投资规模大、涉及部门多，需要“集中权力”推动，但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周铁根在徐州任市长期间，王昊（后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曾任徐州常务副市长，两人在重大项目推进中存在密切工作交集；而时任徐州市副市长的冯兴振（后任徐州矿务集团董事长），也与周铁根共同参与了产业转型、能源改革等工作。

这三人后来先后被查，暗示徐州时期的“权力网络”已出现问题——地方“一把手”与副手、国企负责人的“权力联动”，若缺乏监督，很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

▲周铁根     资料图。

六、首次问责：“地条钢”事件中的行政记过，权力监督的“早期漏洞”

201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江苏华达钢铁有限公司和河北安丰钢铁有限公司违法违规行为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揭开了周铁根仕途的“第一次问责”。

华达公司位于徐州市新沂市，是一家违法生产“地条钢”的钢铁企业——2010年以来，该公司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装备，累计生产“地条钢”17.5万吨，销售收入约6.4亿元。

“地条钢”属于劣质钢材，严重威胁建筑安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生产销售。此次事件中，江苏省对111名责任人进行问责，时任徐州市市长的周铁根被给予“行政记过”处分，时任徐州市副市长的冯兴振被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行政记过”虽属于较轻的政务处分，但背后暴露的问题不容忽视：作为市长，周铁根对辖区内企业的违法生产行为负有“领导责任”——这意味着，要么是他对分管部门的监管工作疏于督促，要么是地方政府为了“保经济、保就业”，对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无论哪种情况，都反映出地方权力运行中的“监督漏洞”：在“政绩导向”下，“发展”与“监管”的平衡容易被打破，而对“一把手”的监督，往往存在“上级监督远、同级监督软、下级监督难”的困境。

更值得关注的是，此次问责并未阻止周铁根的仕途进阶——2018年4月，他仍顺利升任徐州市委书记。

这一现象折射出当时地方官员考核中的“容错机制”与“问责效果”的矛盾：若问责仅停留在“象征性处分”，而未深入核查背后的权力滥用问题，那么“问责”就难以形成真正的震慑，反而可能让官员产生“侥幸心理”——这也为周铁根后续的“严重违纪违法”埋下了隐患。

▲周铁根     资料图。

七、转岗人大：从地方主政到省级人大要职，权力“软着陆”的幻象

2021年7月，59岁的周铁根卸任徐州市委书记，调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职务；2022年1月，他正式担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2023年1月，他转任江苏省第十四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从地方“一把手”到省级人大专委会主任委员，这一调整被外界视为“仕途后期的软着陆”。

在我国的权力体系中，省级人大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人大专委会负责协助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职权，如审议法规草案、开展执法检查、调研经济社会问题等。

相较于地方主政岗位，人大专委会的工作节奏更平缓，权力的“直接性”也有所减弱——对于临近退休的官员而言，这通常是“平稳过渡”的选择。

周铁根在人大的工作看似“低调”：2024年8月26日至28日，他还率调研组到无锡开展“人力资源市场条例立法调研”；8月30日，他出席淮安市“人大代表社会发展观察点建设工作推进会”并讲话——直至落马前一个月，他仍以“省级人大官员”的身份活跃在公开场合。这种“正常履职”的表象，让外界误以为他的仕途已“安全着陆”

但事实上，“转岗人大”并不意味着“问题清零”。地方主政期间的违纪违法行为，并不会因岗位调整而消失——尤其是周铁根在徐州任上主导的重大项目，涉及巨额资金和复杂利益关系，相关问题的核查往往需要时间。

他的案例表明，“转岗人大”并非权力寻租的“避风港”，只要存在违纪违法事实，无论岗位如何调整，最终都难逃监督查处——所谓的“软着陆”，不过是权力运行中的“幻象”。

▲周铁根     资料图。

八、落马时刻：62岁被查，地域权力网络的“连锁崩塌”

2024年9月14日，江苏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徐州市委原书记周铁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一消息引发广泛关注——此时的周铁根，已62岁，距离退休仅一步之遥。

周铁根的被查，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徐州“地域式反腐”的重要一环：

• 2024年5月20日，曾任徐州市常务副市长、宿迁市委书记的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王昊被查；

•  2024年7月25日，曾任徐州市副市长、徐州矿务集团董事长的冯兴振被查；

•  2024年11月28日，周铁根的江苏省十四届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其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也相应终止。

这三人的履历高度重合：均曾在徐州任职，且在周铁根担任徐州市长、市委书记期间，存在密切的工作交集——王昊作为常务副市长，协助周铁根负责市政府日常工作；冯兴振作为副市长，负责农业、能源等领域，后执掌徐州矿务集团（地方国企龙头）。

这种“关联官员”的先后被查，表明徐州时期的权力网络中，可能存在“利益共同体”——地方主官、副手、国企负责人之间，通过重大项目、土地审批、国企改革等环节，形成了利益输送的链条。

周铁根被查的具体问题尚未公布，但结合其履历和关联案例，大概率涉及徐州任上的重大项目——如城市建设、产业转型中的权力寻租，或与国企（如徐州矿务集团）的利益勾结。

这一案例印证了“地域式反腐”的特点：当一个地区的核心权力人物被查后，往往会牵出与其工作交集密切的官员，形成“连锁崩塌”——这既是对地方权力网络的清理，也是对“一把手”权力监督的强化。

▲周铁根     资料图。

九、“能人官员”的悖论：敢干事与滥权力的一线之隔

纵观周铁根的仕途，他无疑是一位“能人官员”：在如东，他力推洋口港建设，打破“有海无港”的困局；在江阴，他主导经济转型，破解传统产业难题；在徐州，他推动“三大转型”，助力徐州确立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地位。这些施政成果，让他获得了“低调务实、思路开阔”的评价，也成为他仕途进阶的“资本”。

但“能人官员”往往面临一个悖论：“敢干事”的魄力与“滥权力”的风险，仅一线之隔。地方主官要推动重大项目、破解发展难题，必须拥有足够的权力集中度——这种“集中权力”是干事的前提，但也容易成为“权力寻租”的温床。

周铁根的问题，很可能就出在“权力边界”的模糊上：在推动项目时，过度依赖个人决策，忽视了民主集中制和监督约束；在与企业互动时，混淆了“亲商”与“寻租”的界限，最终导致权力异化。

这种悖论并非个例。在地方发展中，“能人官员”往往是稀缺资源——他们比“庸官”更有魄力、更懂经济，能快速推动地方发展；但同时，“能人官员”也更容易因为“政绩自信”而忽视监督，因为“能力认可”而放松自我约束。

如何既发挥“能人官员”的作用，又防范其权力滥用，成为地方治理的重要课题。周铁根的坠落，为这一课题提供了警示：对“能人官员”，不能只看其“干事能力”，更要强化对其权力的监督——只有将“能人”置于制度的笼子里，才能避免“能干事”异化为“滥干事”。

▲周铁根     资料图。

十、权力迷思：从周铁根沉浮看地方官场的权力规则与警示

周铁根的仕途沉浮，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折射出中国地方官场权力运行的深层规则，也为所有官员敲响了警钟

规则一：秘书岗位是权力进阶的“快车道”，但需守住“忠诚”底线

周铁根的秘书经历，让他快速进入核心权力圈，积累了政治资本——这是地方官场的常见规则。但秘书岗位的核心是“服务领导、执行决策”，而非“利用领导影响力谋私”。若将秘书岗位视为“寻租跳板”，则很容易陷入权力的陷阱。

规则二：地方主官的权力集中度高，监督必须“同步跟进

无论是如东县委书记、江阴市委书记，还是徐州市委书记，周铁根作为“一把手”，拥有重大决策的主导权。这种权力集中度是推动工作的必要条件，但必须有同步的监督机制——如完善民主集中制、强化纪委监委监督、公开政务信息等。若监督滞后于权力运行，“一把手”很容易成为“一霸手”。

规则三：政企关系必须“亲清分明”，不可“勾肩搭背”

周铁根长期与企业打交道，从如东的洋口港投资方，到江阴的阳光、海澜集团，再到徐州的国企，他的施政离不开企业支持。但“亲商”不等于“寻租”——政府的职责是营造公平环境、提供公共服务，而非为特定企业输送利益。混淆“亲清”界限，最终只会导致权力与资本的勾结。

▲周铁根     资料图。

警示：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周铁根从23岁入体制，到62岁被查，近40年的仕途，最终因违纪违法而终结。这一结局印证了“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铁律——无论职务多高、能力多强，只要触碰纪律红线、法律底线，就一定会受到惩处。对于官员而言，仕途的真正“资本”，不是政绩的多少，而是廉洁的坚守；不是权力的大小，而是为民的初心。

▲周铁根     资料图。

结语

周铁根的一生，是一部地方官员的“崛起与坠落史”：他从基层起步，凭借能力与机遇，一步步登上地级市“一把手”和省级人大要职的高位；却又因权力滥用，在临近退休时跌入谷底。

他的经历，既是对“能人官员”权力边界的警示，也是对地方权力监督体系的考验。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地方官场的权力运行规则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把手”权力不再是“无人监督”，“地域权力网络”不再是“安全避风港”，“转岗退休”不再是“问题清零”。

周铁根的坠落，告诉所有官员：权力是用来为民服务的，不是用来谋私的；仕途的终点，不该是审查调查的通知书，而该是老百姓的认可与怀念。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这或许是周铁根的仕途沉浮，留给所有从政者最深刻的教训。

【注】此文仿《史记》体例，以古喻今，彰反腐之志。史笔虽厉，意在警世，非议时政也。

【注】本文综合自网络报道，不作为违法依据，具体案情以官方通报为准。

来源：金陵官察 （

南通真好

谁提拔的他？？？

如东蓬蓬树

南通真好 发表于 2025-09-09 14:38
谁提拔的他？？？

多行不义必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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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一栗1

国家诚信才能服民、地方政府却去拆台

因地方政府违法长江围垦，致使一个合法的招商引资企业（南通亚太颜料有限公司）被逼关停破产，直接经济损失多达一个多亿，十几年来，地方政府承诺机械设备的损失按搬迁政策依法补偿，但是至今一分钱都未兑现。把一个合法的私营企业及其家庭搞的债台高筑、妻离子散、已经走投无路了。
企业负责人季兵13801482388（原南通亚太颜料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十几年来，一直奔波在讨债和维权的路上，单是去政府和某些部门跪求讨要补偿款就不下200多趟，他们每每推诿踢皮球，就是不实际解决。季兵目前已经被折腾了精疲力尽、绝望之极了，但又无可奈何！希望地方政府守信承诺，不要让一小粒肉块演变成恶性肿瘤！！！
最为可笑的是，地方政府出代理费鼓励季兵行政诉讼，在2025年9月5日开庭应诉时，对方又以不是适格的主体和赔偿过了诉讼追溯时效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他们出代理费支持季兵起诉，应诉时又以过了法定时效拒绝支付，此举真的令人费解？
笔者曾经看到一些真实的小故事：在红军长征时为了胜利到达目的地，他们为了维持生计，沿途不得不向老百姓借贷钱粮，并向老百姓出具欠条，即使过了几十年后，当老百姓拿着当年的欠条去讨要时，政府都一一兑现，并支付期间产生的利息，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诚信度！
试问南通开发区的官员，季兵企业一个多亿的设备损失，十几年来一直在讨要从未间断，只是你们为了拒付、迟付而找各种理由来搪塞，对季兵的无数次讨要相互扯皮却无动于衷，地方政府官员的渎职和不诚信的理念是在抽打共产党的脸。
希望南通开发区管委会及主管部门赶紧兑现季兵企业（南通亚太颜料有限公司）设备被损失的补偿款，不要逼一个招商引资合法企业的老板走上绝路！也不希望地方政府在违法行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