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的诞生

南通亲子鉴定

作家李娟与花城出版社（下文简称“花城社”）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五年前。

2017年，李娟将此前两年间发表在《文汇报·笔会》的专栏《遥远的向日葵地》的文字结集成册，交由花城社以专栏名作为书名出版。这本书采用32开平装印刷装订，共计264页，字数将近15万。

白色书腰围在以红、黄、绿、蓝、黑为主色调的外封下方，上面印着的“最新长篇非虚构散文力作”等字样，言简意赅地点明了这本书的文学类别及看点；拆开艳丽的外封，一串明黄色的波点自橄榄色内封的左上方映入眼帘，与外封中右部的那抹亮色遥相呼应。

《遥远的向日葵地》李娟著。

据花城社编辑小周介绍，《遥远的向日葵地》出版后屡获殊荣，并在海外出版发行了英文版、韩文版、阿拉伯文版。从那之后，李娟与花城社间的合作关系日益稳固。

2018年，入职花城社将满三年的小周第一次见到了这位作家。

“话痨”编辑的工作日常

暮春时节的广州百花争艳，白云机场像往常一样繁忙。在机场大厅的国内航班到达出口，站着两位翘首以盼的年轻人，其中一位正是小周。他们所盼望的由乌鲁木齐起飞的班机已经抵穗。

“我们分工一人盯一路，对出来的人一一扫视——因为只见过照片。”小周的目光一开始被“一位高大的巨人”所吸引，然后便落在了他身后那位“娇小苗条，穿着精干的粉色西装外套的女士”身上。

24寸的行李箱丝毫没有遮挡这位女士的风采，小周与同事一眼就认出来，“那就是李娟，和照片差别不大”。她的衣品给小周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令其不由得赞叹“不愧是女作家，真会穿衣服”。

在接下来的交流中，李娟调侃自己为“娟姨”，小周觉得她一点也不像“姨”，反而形象和文字都“轻盈得很”。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两年，曾经交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短篇随笔集《记一忘三二》的版权重新回到李娟手中。出于此前建立的信任，这本书新版的出版发行交到了花城社手中，小周成为责任编辑之一。

她表示，年轻编辑能参与责编李娟等名家的作品，是可遇不可求的。

编辑与作者沟通图书出版相关事务时，一般采取邮件为主、微信为辅的方式。小周告诉《新周刊》，沟通是编辑与作者交往及编辑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沟通无时不在，任何一个环节都少不了编辑的沟通作用”。

小周表示，“编辑”绝非简单的纸面工作，需要具备高超的沟通技巧和情商、善于借助交际手段才能完成编辑工作，乃至促成一本书的出版。因此，很多编辑都是“话痨”。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第一集以图书编辑的工作为中心展开了叙述。

“往往，许多大编辑同时也是重要的社会活动家，”小周说，“叶圣陶先生、沈公沈昌文，等等，不胜枚举。”

职业习惯会在人们的生活中留下印记，或深或浅，悄无声息地记录着他们在工作中的变化以及遇到的人。对于新版《记一忘三二》的编辑工作，尽管小周未能借本次采访详细复盘她与李娟的沟通情况，但记者仍能从她的日常交际习惯中略窥一二。

采访正式开始前，记者与小周通过微信进行了事前沟通。她语气平和，回复详尽，标点符号用得一丝不苟，几乎无一条消息例外。在传递某些特定情绪时，她会在字句间穿插一些表情，如小太阳、笑容或握手，并且有尽量由自己终结聊天的习惯——哪怕只是发一个搞笑的表情包。

沟通是编辑与作者交往及编辑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图·pexels

给书做一件“高定礼服”

据小周介绍，不同图书种类、不同地区的出版社之间一般会存在某些差异，比如文艺出版社的选题更偏重于小说、散文；地方出版社更关注本地域的作者、选题，组稿出版有地缘优势的作品也是一直被鼓励的。

国内作者的图书出版大致可以分为选题策划、编辑出版、营销发行三个阶段。在实际操作层面，每个阶段需要注意的事项繁多，充斥着各种策划与细节，“一书一案”不是个例。她以新版《记一忘三二》为例，分享了编辑、加工、出版等工序中的故事。

在实际操作层面，编辑工作的每个阶段需要注意的事项繁多，充斥着各种策划与细节。/图·pexels

首先，相较之前的版本，这本书在篇幅上增加了数万字，收录李娟2017—2018年间创作的内容；其次，这本书在修订时删去了一些篇目，并对之前的文字进行了精益求精的修改。

小周举例说，旧版本中的《猫馆记》在新版里更名为《野猫记》，语义更加通晓明了；旧版本的《避孕记》中，“娟姨”怀念家中的牧羊犬豆豆，最后一句写“很想念豆豆，便写了这些”，新版改为“想念豆豆，便写了这些”，收束了强烈的感情，在表达上更为精确。

类似的增改、修订在图书出版中是比较常见的。小周指出，任何一位负责任的作者在图书再版前都会做一些必要的修订工作，“编辑在图书重印前发现需要修改的地方，也会与作者沟通，做出修订”，力求图书错误越来越少，以臻完美。

图书的文本内容确定后，便进入了加工环节，装帧设计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正如小周所言，好的图书设计堪比“高定礼服”，给合适的内容设计出适合它的一身“衣服”，谁也穿不走。

图书，尤其是重点书的装帧设计，每次都是精神的“磨砺”。/图·pexels

对她来说，图书——尤其是重点书——的装帧设计，每次都是精神的“磨砺”，“出一二十个设计方案也是常有的事情”，不吊着一口“仙气”很难坚持到最后。

着手进行设计前，出版团队通常会从各大出版机构或者各类书单的近作中汲取灵感，参考口碑较好、较有设计感的图书封面。

小周透露，花城社有个习惯已经坚持了一年有余：每个月最后一天，编辑和发行营销人员在工作群内分享本月看到的比较好的图书设计。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工作人员们能逐渐形成一种审美惯性。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也会参与封面设计。身为“最明白自己文字的人”，他们的意见非常重要。

《记一忘三二》李娟著。

新版《记一忘三二》的装帧设计师棱角也是《遥远的向日葵地》的设计师。封面上那串明黄色波点的设计细节，在这两本书上得到了延续；至于书腰，则由黑色字改成了暗金色字，“时间流逝中的琐碎日常”这句推荐语占据了底部的整整一行。

小周表示，使用书腰是当今图书出版界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书腰具备多种功能，最重要的是广告作用，增加形式感则是次之。

“书腰上的广告语往往是编辑功力的体现。有些文学书的腰封文案非常精炼，甚至提炼、拔高了一本书，有些则俗气又奇葩。针对不同的阅读群体，编辑设计的文案各有侧重。”

然而，一些网友对书腰的环保性提出了疑问。小周解释道，如果书腰和护封使用同一种材料，与护封搭印，技术上是可以做到尽量减少浪费的。

选纸、选厂、印刷是一个巨大的课题

完成上面的一系列工作之后，一本书即将付梓。在印刷机和流水线开始运转之前，还有一些重要的事等着出版社团队定夺。

“书籍的纸张材料、印厂、印刷也是巨大的课题。”小周告诉记者，责任编辑和设计师有建议的权力，但具体的材料选择需由技术编辑“货比三家”，并以“使用合适的材料”为总原则。

这个决策并不好做。

去年年末，针对轻型纸书籍的争议从哔哩哔哩（简称“B站”）蔓延开去，读者与出版社之间的矛盾大有升级的趋势。小周对此事印象深刻，站在从业者的角度，她认为有一些图书原本就很适合轻薄的瑞典纸，“手感好不沉重，可以随时带在身上实现轻阅读”。

图书成本必然是选择材料时的重要考量，但《记一忘三二》等几部李娟的作品都使用了“很奢侈的纯质纸”，这类材料通常用于“值得被保存、翻看、收藏的文字”。

小周还指出，纸张的种类并非影响图书定价的唯一因素。有时候，国营出版社会将社会责任纳入考量，经济效益并非第一目标。

“图书定价低一点，适合大众，也会用贵一点的好纸。比如，有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的项目，大多有不错的品相。”花城社近年出版的梁鸿小说《四象》、周涛小说《西行记》、张欣小说《千万与春住》等“锐·小说”系列作品，都是定价低、纸质好的案例。

实际上，作者稿酬、开本大小、装帧材料、发行折扣等成本因素，都会影响图书的定价，通常按照“印张”来测算。“印张”是出版术语，表示印一本书所需的纸张数量。一般来说，出版社会根据图书用料、工艺等测算单个印张的成本，再根据实际印张数量和成本占比等测算图书定价。

图书开始印刷，并不意味着编辑工作的结束。对那些追求图书品质的编辑来说——尤其在采用“拣字”这一传统排版印刷方式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去印厂，即“下厂”，更是家常便饭。

如今，编辑们下厂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复杂的工艺、色彩的还原、图书装帧等问题。小周表示，下厂或许可以称为“编辑强迫症”的一种，“印刷是实现成品图书的重要一环，编辑懂点印刷没什么坏处”。

花城社近年出版的梁鸿小说《四象》。/微博@花城出版社

小周第一次下厂是和技术编辑一起为《遥远的向日葵地》的封面看色。她惭愧地说：“那时啥也不懂，也不知道该看什么、怎么看。”后来，下厂次数越来越多，她逐渐摸出了其中的门道。

虽然听起来只是简单地到车间里走一走、看一看，但下厂其实是一件苦差事。小周曾因为两本画册的印刷，在印厂工业区周边住了一周，那是她记忆中最辛苦的一次下厂。

那段时间，工人上班她上班，工人换班她仍在上班，每天周而复始，个中滋味都被她发在了微信朋友圈，“直到跨年的晚上才迎着夕阳回程”。

过程的苦涩似乎更能衬托成果的甜蜜。小周觉得，第一次拿到样书，在版权页责任编辑一栏看到自己名字的那个时刻，对编辑的人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每一次用心投入做的书出版时，这样的情绪，都会经历一回。反复翻看，然后找茬，期待下一本书做得更好。”在她看来，也许这就是出版业的“匠人精神”。

纸质书或成为藏品

最近几年，电子阅读、轻阅读、短视频、有声书等新兴阅读方式，对出版行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唱衰纸质书的声音此起彼伏。但据小周观察，出版行业并没有与媒介风口脱离联系，从业者也都在尝试新的宣传营销手段和内容传播平台。

小周认为，数字出版在未来将会是一种巨大的趋势，也必将改变人们对读书的看法及阅读习惯。特别是有声版的制作流通，使阅读不再被限定地点和方式，也让读者感官大开，阅读体验感因而变得立体多维。

2020年9月3日，太原。一本书到达读者手上之前，要经历漫长的流程。/图·视觉中国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种新的趋势应运而生：纸质书或成为藏品。小周分析道，Z世代读者不再单一地为了满足“阅读”欲望而购买一本书，而是关注这本书的附加值，比如装帧独特的图书的“颜值”。

在一些平台上，专色刷边、图书周边定制等纸质书衍生品和服务，如同盲盒产业一样欣欣向荣；纯粹的内容则在数字化之后，随一些专门的读书平台登上了“云端”。

“在我看来，数字化出版不影响匠人精神。匠人可以让传统手艺得以保存，也可以让优秀作品为更多人所知。”

小周觉得，如何通过文案编辑、封面设计、制作视频等手段的一次次打磨，让图书被更多的人知道并接受，同时又维护好版权不被复制侵害，或许才是当下最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而做这件事的人，不应只是出版行业的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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