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鼓逐风浪，碧海寻丹心：探寻鼓浪屿的百年红色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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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初夏，鼓浪屿。耀目的阳光下，绿树红花掩映中，一幢幢老洋房里，不乏各式各样的新潮商店。

 

码头处，一艘双层白色轮渡从厦门岛跨越鹭江驶来。船上走下来形形色色的男女老少；看行装，大多是游客。人群中有一位老人，似乎跟其他游客没什么两样。身旁的人们却不知道，这位名叫林聪明的老鼓浪屿人最近频繁回乡，是为了更深入地调研岛上的革命历史。

 

时光倒回，91年前，沦为公共租界逾廿载的鼓浪屿，已是别墅林立。

 

也是在一个炎热的南国之夏，离如今的码头不远处的旧路头，一艘小小的木制舢板停靠到岸。一位商人打扮的中国人一边下船，一边机警地四面环顾，这位“商人”似乎没有什么特别。身旁的人们却不知道，他要去往岛中部的虎巷8号——当时的中共福建省委机关所在地，他有一个隐藏的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

 

天风浪浪，海山苍苍。

 

鼓浪屿，这个东海波涛中“隐秘的角落”，这个厦门籍诗人汪国真笔下“月儿也香、琴儿也亮、海浪也多情”的优美小岛，曾在福建乃至中国革命史上留下重要一笔。浪击礁石，声似擂鼓——这鼓浪声，不仅是音乐之岛的美妙和弦音，更曾是红色之岛的革命战鼓声。

 

一袭微波，佯为静水而能流深

 

路头，是“码头”的古旧说法。这很形象，因为在鼓浪屿这座不到2平方公里的小岛上，走到路的尽头就到了码头。69岁的林聪明这样解释。

 

岛东的钢琴码头到虎巷8号，在地图上是并不曲折的600余米，走起来却着实费点力气——这座海蚀小岛地势起伏不平，路也忽高忽低，时宽时窄。连生长在岛上的诗人舒婷都“经常在家门口迷路”，说那些“幽巷、苔迹的石壁和风格各异的小楼都是同谋”。

 

不过，林聪明对每一条巷陌都很熟悉。他头发花白，身材微胖，但目光炯炯，步伐矫健。脚力好，这是鼓浪屿居民的共同特征：因为岛上罕见代步工具，爬上爬下全靠步行。

 

从钢琴码头向西，沿中心商业街龙头路、市场路走着，一路可见闽南传统的红砖厝、中西合璧的小洋楼，旁边生长着苍翠的榕树，开着似火的凤凰花。

 

“不愧是‘海上花园’‘万国建筑博览’！”外地游客会这样惊叹。文史专家则不禁感慨：“鼓浪屿的历史密度太大了，每座建筑背后都有故事。”

 

走到与纵向的中华路交界处，若不仔细看，很容易忽略前方还有一个狭窄的小口可以继续走向前，这就是虎巷。1916年，一只华南虎从岛南对岸的漳州南太武山脚泅海上岛被枪杀于此，巷子由此得名。

 

不同于威风凛凛的巷名，虎巷在纵横阡陌中极不显眼，最窄处还不到3米宽。正因如此，1930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机关转移至此。当年早些时候，设在厦门岛内的机关附近出现了可疑人员。出于安全考虑，时任省委书记罗明决定转移到鼓浪屿，寻找一个新的住所。

 

虎巷8号是个不错的选择。站在巷子里，只能看见楼的侧立面，建筑布局、屋内活动都不得而知。走进大门，才看得出这是一幢二层砖木小楼，通往二层的楼梯另设在院门口右侧的一小房内，相对独立。

 

如今，这座南洋华侨私宅经修葺后，成为岛上的红色教育主题馆。不过林聪明还记得2014年，这里仍是民居。当时，退休一年的他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到鼓浪屿的文史研究中，租住于此的友人邀他前来小坐。基于自己对鼓浪屿建筑的调查，林聪明觉得这座老宅在全岛1000多幢老建筑中“很一般”，但却感到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感。“我们花时间精力去保护公共租界时期留下来的历史风貌建筑，更要关注早期共产党人留下来的红色印迹。”

 

研究鼓浪屿的红色印迹，首先都会想问：为什么省委机关要设在这里？为什么是在鼓浪屿？

 

历史上，曾叫做“圆沙洲”的鼓浪屿风高浪急，人迹罕至，一直处于中原主流文化视野之外。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厦门于1843年11月成为通商口岸，与本岛一水之隔的鼓浪屿也随之开启了近代屈辱史。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被迫与10个国家签订《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鼓浪屿遂沦为近代中国两个公共租界之一。到省委机关迁至此的1930年，岛上已有十余个外国领事馆了，洋行、教堂、公馆等更是不计其数。

 

租界虽是外国列强殖民统治的区域，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白色恐怖氛围下，这里却有利于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此外，“鼓浪屿当时已是中华传统文化、闽南民间文化、西方文化等高度融合的国际社区，复杂的多元文化环境也适合地下党生存，相对比较安全。”文史专家龚洁介绍。

 

省委机关搬到虎巷8号后，十几位工作人员对外宣称是来厦经商的一家人。罗明及夫人谢小梅是大哥和大嫂。扮演佣人的郭香玉，其15岁的儿子黄若章任省委交通员，每天会到厦门市区一个秘密联络站，沟通文件消息。

 

不久后，省委军委书记蔡协民及妻子曾志搬进岛东北福州路127号二楼，这里也就成了省委军委机关所在地。这座五层小楼依岩壁而建，从面海的客厅可以远眺进岛船只，屋后有多个边门通道方便撤退，从楼背后高差近20米的鼓新路来看又仿佛是一层平房，少有人知可从此处直达海边。

 

正是在楼下不远处的黄家渡一带海边，蔡协民和罗明每周定时约见，像两个朋友散步交谈一般，完成军委对省委的汇报和请示。

 

不到一年的时间，从这两处隐蔽之所，一个个指挥全省革命的命令发出，一次次引领武装斗争的号角吹响。

 

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的厦门是产业工人相对集中的区域。自十九世纪中叶厦门被迫开埠通商以来，海轮运输、电话、邮电、罐头等诸多企业在此迅速兴起。

 

1926年春开始，福建各地陆续建立起地方党组织。但第二年即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严峻。当年12月1日，党中央致信闽北闽南两特委，指示要成立省一级党组织，指出：“福建的产业工人成分固属极少，但厦门福州的海员市政码头船厂等工人运动党亦始终未尝予以注意……福建临委必须建立于厦门工商业发达及交通便利区域”。在革命低潮期，这为福建地方党组织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几天后，福建临时省委成立，机关随后迁驻厦门。

 

“当时的厦门与中央红色交通线密切相关。”文化学者吴永奇介绍，从上海乘国际邮轮，沿海岸线到汕头和香港，辗转可到达赣南闽西，这条交通线曾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沟通了党中央和中央苏区；作为沿途一站，厦门港对保障整条线路畅通有着积极意义，这也是省委机关设于此的原因之一。

 

此后，在鼓浪屿上先后秘密召开了中共福建省第一、二次代表大会。1930年2月，在内厝澳路449号曾家园里召开的福建省第二次党代会上，通过10个决议案，对指导全省革命斗争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作出“福建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快要到来”的前途判断，提出实行“全省总暴动”的任务。这是受到当时党内滋生的“左”倾思想的影响，过分估量了福建的革命形势。随后发动的一些公开集会暴露了部分同志的身份，也间接导致当年8月省委机关转移到更为隐蔽的鼓浪屿上。

 

纷繁的战火里，地下党员们在一片汪洋中“闪转腾挪”着。历史的巨轮，就这样曲折地，乘风破浪地，向着远方驶了出去。

 

万国租界，洋装在身而心许国

在林聪明看来，鼓浪屿可能只是中国革命大潮中的一朵小小浪花，“这段历史很短，但它不可忽视”。

 

1931年3月25日，省委机关迁到虎巷8号不到一年后，遭国民党当局破坏。军委机关也被迫撤离。此后，党中央据情决定暂不恢复福建省委领导机构，分设福州、厦门两个中心市委。

 

原本就处于隐蔽战线的鼓浪屿革命活动，变得更为艰难而隐秘。但是，救亡图存的红色脉络，在小岛上从未断绝。

 

只是，那些在当时就藏得越深越安全的往事，如今显而易见的更是寥若晨星。林聪明寻找着，终于在故纸堆中认识了一位革命老人何加恩。他在鼓浪屿上求学、教书、入党，还以诗歌写革命史，让后人可以透过诗意一窥当年中共厦门中心市委领导的地下斗争——

 

“在晨曦中，日光岩升起一面红旗/镰刀与铁锤，压倒反动派的旗帜/岩下远近的洋楼窗口，有无数的人在瞭望红旗/祖国一定胜利，人民跟共产党站在一起！”

 

日光岩奇石叠垒，洞壑天成。登临极顶，可俯瞰全屿，远眺鹭岛。在何诗中，1932年，为了鼓舞群众，革命者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这凌空耸立的数十米巨石上，举行了一次特殊的“升旗仪式”。

 

曾任厦门中心市委执委的何加恩，和其他同志守在岛上的一个重要联络站，就是泉州路54号——神州医院。从1932年到1934年，这里掩护了众多地下党员，营救了不少进步学生，还为苏区培养了一批医务人员。

 

医院的开设者李应章，是一位台湾籍医生。他曾领导全台湾第一个反对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农民斗争——二林蔗农事件，后险遭日本当局逮捕，避走厦门，在鼓浪屿行医谋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任神州医院党支部书记，以医生的身份从租界方面搜集情报。可惜两年多后，由于叛徒泄密，李应章再次撤离，辗转抵达上海，继续支援革命。

 

其实，在鼓浪屿，海峡两岸共享的爱国记忆开始得还要再早一些。那是在明末，郑成功屯兵于此，演武整军，借着闽海雄风，收复了被荷兰殖民者侵占38年的台湾。岛东南现今矗立一巨型郑氏雕像，似乎仍在凭崖御浪，观之不禁吊古抚今。

 

滚滚浪涛从深水的厦门港流经台湾，流往海外，也在近代席卷着革命的双鲤从大陆流向远方。文史专家彭一万介绍，当时党在鼓浪屿的工作，为国内革命争取到海内外更广泛的支持。

 

兴实业以救国的黄奕住、不愿降日而避祸琴岛的林尔嘉……自此近代诸君以降，鼓浪屿上不乏港澳台侨胞的爱国印迹。岛上的华侨文化展馆内，陈列着华侨王雨亭写给其子王唯真的一封“抗日家书”——

 

“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掩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这是鼓励儿子以身报国，也是明晓大局聊以自慰。家书百余字，字字情深而意坚。

 

空间上的离乡，令华侨的家国情怀更切，这种心理在租界内亦然。当时在鼓浪屿，行政、司法、教育等公共生活各领域的控制权均受外国人把持，岛上国人受尽盘剥，缴纳名目繁多的“专属”税捐。所谓的“华洋共荣”，只是主权受犯的隐语。繁华背后，无尽沧桑。

 

中西文明的此种碰撞，擦出了民族自尊的火花。英华中学，这所由英国基督教会创办于19世纪末的教会学校，旨在培养宗教人才，曾一律实行英式教育。然而，知识促生觉醒，严格的管控挡不住进步思潮涌入校门，何加恩就曾在此教书并传播革命思想。教会学校的性质，反而被加以利用，作为革命宣传的掩护。

 

1938年5月10日，日本侵略者进犯厦门当晚，在英华中学礼堂里，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成立。108名成员主要来自中共厦门工委领导的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以及社会各界的其他救亡团体。次日凌晨，团员们就前往漳州等地开展抗日宣传。他们在街头唱着集体创作的歌曲：“我们是钢铁的一群！担起救亡的使命前进！武装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战斗的火力，冲向敌人的营阵……”

 

抗战胜利后，英华中学聘请了一批进步教师，其中有多位共产党员。学生们接受着民主爱国教育的洗礼。他们获取精神食粮的另一处所，就是位于今龙头路53号的启新书店。1946年3月至7月间，这家小小的书店常常人头攒动，挤满了前来阅读民主刊物的学生。

 

启新书店的开办者黄猷，是抗战胜利后党组织派来厦门恢复地下党工作的第一位党员。他的任务之一是以英华中学教师的身份领导开展运动，其次就是利用当时民主书刊可以出版发售这一时机传播进步思想。黄猷是厦门人，他抵押了自家老宅，换得30万法币，作为开店的本钱，又找来老同学林华担任管理员。

 

现年97岁的林华回忆，当时来书店最多的就是岛上的大中学生。很多人没钱买，就免费在店里看个不停。

 

短短四个月后，由于《双十协定》被破坏，民主刊物遭查禁，启新书店停业。不过，在此期间，已成为中共党员的林华常常和热心读者交谈，为组织物色新的对象。他后来将英华中学学生黄奕策介绍入党，随后该校成立了第一个学生党支部，英华的党员们又发展了岛外一些学校的学生。“好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林华说。

 

那时的中国大地，侵略铁骑方退，内战烽火又起。国统区学生的爱国热情持续高涨，集中力量开展学生运动成为党的一个工作重点。

 

在鼓浪屿上，不少学生都是地下党支部联系的潜在对象，租住在内厝澳路197号的三名英华中学学生也在此列。后来，一名二十多岁的“家庭教师”，经常来此为他们进行课后辅导。他就是受省委城工部指示来到厦门建立组织的中共党员王毅林。借补习之名，城工部厦门市委机关也设立在这一民居中。林华回忆，到1949年初，城工部党组织已经有180余名党员，大部分都是学生。

 

星星之火，在东海的浪涛中闪烁着。氤氲的水汽中，它燃烧得仿佛有些艰难。但它仍发着光，且越来越亮。

 

满目盛景，血色传奇来路维艰

 

在文教宣系统工作了大半辈子，林聪明还是喜欢称自己为“三丘田农民”。他成长的三丘田位于岛东北，是一个依海而生的聚落。父亲是船工，年少时的林聪明还会摇着舢板，帮忙在厦鼓两岛间运载乘客。

 

鼓浪屿周边滔滔汩汩，看似波澜不惊，但可能暗潮澎湃。岛上的人们自古驱涛为犁，耕洋为田，似乎这里的革命事业也带着点海的特性。在鼓浪屿的隐蔽战线，斗争往往激烈得悄无声息。

 

1949年秋，这里的旗尾山成为解放军登陆厦门的第一站。此前，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相继解放了福建多地，国民党军队集结三万多兵力退守厦门。战斗的关键，就是佯攻鼓浪屿以吸引国民党守军。

 

10月15日，闽南的秋日，海面风平浪静。夕阳落山后，战斗打响，不料突起大风，吹乱了进攻的船队。在敌军的猛烈炮火下，承担该作战任务的解放军第31军271团遭受重大损失。团长王兴芳带领部队在旗尾山海边强行登陆，展开殊死搏斗，最终歼敌一部，我部伤亡严重。10月17日，厦鼓二岛宣告解放，王兴芳等1000余名将士英勇牺牲，几十名支前船工献出生命。

 

父亲告诉林聪明，当年战斗结束时，他摇着舢板帮助解放军收殓遗体。不少烈士牺牲后，腿还深陷在滩涂中；潮水涨上来，好像仍直直地站着。

 

王兴芳就葬在了当年的战场。据说，他曾交代战友，如果牺牲了要埋在鼓浪屿，“面向台湾，看着台湾解放”。这座因明郑水师插尾旗于此而得名的山，后来更名为“英雄山”。每年清明，山上木棉花开，红彤彤一片。

 

如今，漫步鼓浪屿，不时会偶遇当年国民党修筑的钢筋混凝土碉堡。据林聪明调查，现存共28座，日光岩顶游客的观景平台就是其中一座。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两岸紧张对峙的年代，厦鼓二岛仍处于斗争前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林聪明在前身为英华中学的厦门二中读书时，就是学校的武装基干民兵。他还记得，那些站岗放哨的夜晚，伴着风声水声，总能清晰地听到金门岛的喇叭声。

 

数十载过去，硝烟消散，昔日对峙前线也渐转为两岸交流前沿。二中的学生们在课余参加的不再是战服团、民兵连，而是丰富的文体活动，今年初成立的红色讲解队就是其一。四五十名中学生将从这个暑期开始，为游客讲解岛上现存的八处红色遗迹。

本学期初，一听到要成立讲解队的消息，曹暄同学立刻就报名了。“‘红色’这个词很打动我。”她说，“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石。”

 

选拔很激烈，报名的有一百多人。二中副校长周毅说，虽然时间已远，但身处英华校园，孩子们在空间上离革命的历史很近，因而总会有特别的感触。

 

曹暄的家并不在鼓浪屿。她一开始觉得，在这样美丽的旅游区读书仿佛是很浪漫的体验，直到入学后才逐渐了解到那浪漫背后的曲折与激荡。“我想通过我的讲解，告诉更多人那段深刻的历史。”

 

的确，鼓浪屿太美了：那红砖白墙，那绿树红花，美得像是个浪漫的传奇。浓墨重彩间，人们险些忘了现实曾经的残酷与灰暗。

 

例如，在岛上召开的福建省第二次党代会，据传就是佯装成一场婚礼。在中西合璧的小楼中，代表们打扮成前来贺喜的宾客，还煞有介事地放鞭炮、发喜糖。可是，那是在城市工人运动受到严重破坏的戒严环境中。这一所谓的传奇，只是迫不得已的安排。喜庆之下，是生与死的紧张。

 

究竟是为什么，一波波共产党人明知可能会牺牲，还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林聪明觉得，研究革命历史不只是讲故事，重要的是关注历史背后的人，关注共产党人的精神——

 

曾前后五次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的罗明，在这一曾出过叛变者和潜逃者的艰难职务上，任职时间最长，历经血火考验；曾任代省委书记的王海萍及妻子梁惠贞，均家境优渥，但为了信仰与出身的阶级决裂，双双英年牺牲；曾任省军委机关秘书的曾志，为了革命送出过三个儿子，两位伴侣也先后捐躯……

 

“回顾这段历史，仿佛就是与革命者对话。”林聪明说，“他们相信，坚持下去，总有人会看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这是“功成不必在我”的信念。

 

而功力必不唐捐。时空流转，潮涨潮落，三角梅谢了又开，一度时髦的拉毛白墙在风吹日晒中逐渐斑驳。曾经的公共租界已是满载厚重记忆的世界文化遗产，游客来此缅怀纪念，也来此休闲玩乐。虎巷8号的大门再也不用紧闭着；它大方地敞开，倾吐着艰辛的往事。老校园来了新面孔，但年轻的声音却依稀没变。

 

总有一些人没有忘记。总有一些事不应被遗忘。

 

在龙头路53号，启新书店旧址上，一间小小的书店今年7月1日“重新启航”。店主是37岁的鼓浪屿人洪家士。他说，书店将主营红色书籍，仍然延用那个令人神往的名字。其实，在这个门牌号上存在过许多店铺，启新书店的四个月，在时间上不算什么；而且，在旅游区卖书可能赚不了什么钱。不过，洪家士总是想起他的同乡，那位为了启新书店而抵押掉房子的黄猷。一这么想，他就觉得做得很值，“人总要有点情怀”。

 

洪家士特意去了趟厦门岛，把这个消息告诉林华。老人听后很开心。

 

启新书店旧址，是二中学生将要讲解的八处红色遗迹之一。可岛上的红色印迹，远远不止八处。在那段隐秘的历史中，一定还隐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伟大。

 

广袤蔚蓝中的这个小岛，它地处偏远，却从未偏安；它文艺十足，却不失热血；它弥漫着异国情调，却怀揣一颗爱国心；它风景如画，但最美的风景，是那些曾经前赴后继的身影。

 

在鼓浪屿，沿袭闽南传统，很多房子都是用清水红砖建成的。听说，这种砖，雨打风吹下，年岁愈久，就红得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