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为什么能容忍如此巨大的分化？

南通亲子鉴定

中国高等教育的三个迷思

我所在的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简单说就是研究有关教育的钱。 今天我想谈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高等教育的迷思。

我的同事周森的研究揭示了中国高等教育8%和30%。什么意思呢？央属高校的本科生只占全中国本科生的8%，但是这些央属高校的资源占据了整个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30%。

美国有一个研究高等教育史的教授，研究了大西洋两岸欧洲和美国的高等教育。 美国高等教育的资源分化特别严重，在不同层次和类型高校之间的分布差距特别大，欧洲的分化相对较小。

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支撑了如此巨大的分化？又是什么样的制度遏制了这种分化？

由此引出来一个严肃的问题，在中国，为什么我们能容忍如此巨大的、甚至超过了美国的分化？是什么原因使我们的教育资源产生了这么大的分化，而且一直在加剧？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我所说的第一个迷思。

第二个迷思，是体制性的不公平。

我们经常被国际上有名的教育经济学家批评，他们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财政体制存在着根本的体制性不公平。

北大、清华的学费相对来说是低的，无论以何种计算方式，培养成本都是高的。为什么这些精英人才得到了如此多的公共财政的补贴？我们还一定要证明北大、清华对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用术语来说，不管是外部性，还是公共产品，才配得上如此巨大的公共财政补贴。

考试不好的孩子去了高职，学费比北大还高，但接受的是质量不好的教育，个人付出的成本更高。

而我们这里的学生接受了最高质量的教育，个人付出的成本相对来说却是最低的，这被称为体制性的不公平。

所以我们总是要解释为什么北大、清华配得上如此高的公共财政补贴。

第三个迷思是各国大学的商业模式。

人文社科的教授谈理念、爱和梦想，我们研究教育财政的，必须要谈谈各国大学的商业模式。

美国有一个经济学家总结了美国大学的商业模式，一句话就是 人才的风险投资。美国私立大学很高比例的资金来自于捐赠基金，这些基金主要来自于校友。 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更青睐的是将来可以带来很高投资回报的人，跟商业模式是有关系的。

我们试图与国际同行进行对话，中国大学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大学模式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为谁培养人，怎么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其实后面是一些很严肃的问题。

中国基础教育的新业态和新问题

我们做了中国基础教育新业态的研究，对中国家庭培养一个孩子的支出和校外补习的问题大概有一个描述。

持续两、三年的研究，我们大概得出几个结论。

所谓中国基础教育新业态，指的是 基础教育的提供者。我们原来认为只要关注实体学校就够了，后来发现，大家都在上课外补习班，有些地方出现了民办学校把公办学校打趴下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系统研究了校外补习机构、民办学校和教育科技企业、在线教育等等。

以此为基础，我发表了几个比较大胆的观点，我将其称为“直面中国教育的拉丁美洲化挑战”，就是一些城市最好的若干所小学和初中全部是民办的，高中是另外一回事。

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政府一直在投钱，还出现了这个问题？

财政所成立的背景，是参与设计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机制保障改革，就是全国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后面的财政制度。所以我们也在自我反思，是不是免费的义务教育导致学校丧失了财政的自主权，割裂了校长和教师跟家长直接进行市场交易的制度安排，才使得大家都不得不跑到民办学校去。

在我们财政所，大家对待公办和民办学校的态度中，我是少数派。

我坚持应该把公办学校做好，但是大部分同事不同意，因为公办学校后面都有学区房的问题，还不如让民办学校做好。

的确，在北京买个学区房，砸锅卖铁还得贷款，上民办学校不就是几十万的学费嘛。 所以我在他们面前，是少数派。

今年二月份记者有一篇采 访我的报道，谈及我们中国的孩子这么焦虑是为什么。我的观点是，因为中国孩子生活在高度筛选型的社会。

虽然我的孩子才5岁，正在上幼儿园，但是我已经在严肃地考虑北大附中的问题了，每天焦虑北大附小、北大附中怎样。

我知道中国家长培养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对此我很有共鸣。

关于教育新业态的研究，我们做了全国4万户的调查，发现全中国包括农村的孩子，平均参加校外补习的比率达到40%多。

基础教育包括学前教育，一年下来家长全部的教育支出占GDP的2.48%，间接佐证中国老百姓的教育负担已经很重了，但是很多教育负担没有发生在学校里面，而是发生在了学校的外面。学习好的和家庭富裕的都会参与校外补习。

基础教育的和高等教育发展策略的

严重断裂

我们提出了几个观点：

第一，中国教育的新业态非常复杂。

我们研究校外补习机构，发现精英型高中，是校外补习机构最重要的孵化器，这种生态关系非常复杂。

在北京最有名的校外补习机构有两大系，一个是清华系，一个是北大系。好未来显然是北大系，高思也是北大数学系出去的。它们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我非常佩人大附中的刘彭芝校长，给中学生搞奥赛，别的学校请的都是资深教练，她当时是直接从北大数学学院请大一、大二年级学生。 后来，这些北大学生发现还有校外补习这门生意，回报非常高。

如今，好未来现在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教育公司之一。

当然，我认为这些板子不应该打在某些学校、某个课外补习机构，或者某位老师身上。

中国过去20年，存在着 基础教育发展策略，和高等教育发展策略严重断裂的现象。这个断裂导致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

高等教育不断地拔尖，导致了北大、清华等等一批学校拥有如此多的顶尖资源，资源后面代表的是质量。孩子上四年本科，学校的资源投入和聘用著名教授的数量是有直接关系的。

老百姓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高等教育在不断地拔尖，但基础教育却在不断地均衡化。

我刚才提到的“拉丁美洲化”主要是跟义务教育免费制度相关。因为免费制度意味着 公共教育提供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可能很难满足中高收入阶层家庭的需求。

但我发现没有那么简单。现在不许办重点校，也不许分班了，那么公立学校如何满足不同层次家庭的需求、满足不同孩子学习兴趣的需求？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优质高中掐尖问题。

教育财政领域的人最近在谈公办学校几个很热点的问题，中学掐尖、集团化办学、民办学校的招生自主权等等。

我觉得不应该把掐尖的板子打在民办学校身上。

大约2007年、2008年财政所接受了一个评估，宁夏当时有一个“一号工程”。时任宁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要在银川新建两所高中，实施的就是掐尖制度，把八个贫困县前20%的学生都放在这两所高中。

他希望我们评估这两所高中，如何成功地向北大、清华输出了人才；但是我们说你不能这么做，因为影响的是整个宁夏的教育系统。 比如，某一个县前20%的学生都被掐走了，影响的是老师的士气和余下的同学。

我本来很想去证明它造成了负面影响，后来发现实施这项政策以后，宁夏农牧民的孩子、贫困县的孩子一本率反而提高了，似乎负面的影响没有我们想得那么大。

一个现象背后的作用机制是非常复杂的，因此要用更多的数据来讲话，而不是轻易地用自己的情绪来主导自己的判断。

就好像，衡水中学是非常有争议的，但是我们应该要做更多严谨的研究。 我不觉得我作为一位教育领域的研究者，现在有这个底气和自信来做任何判断，我们目前对教育是严重缺乏研究的。

第三，教育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教育当中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确实是我们一直非常关心的。

为什么我刚才只是泛泛地讲了基础教育，因为我们谈高中教育不是很自信。我个人的观察，搞教育财政的人不大去研究普通高中，各地的决策者也不太愿意让你去好好地了解普通高中。

但高中教育很有意思，承上启下。普通高中，既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又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以往有“名校办民校”，教育集团化，现在又有房地产商、资本市场的介入，我希望进一步去研究。

我们研究了半天中国教育新业态和中国教育科技企业等，发现 中国教育科学的基础太薄弱了。比如大家一直在谈在各个年龄段的孩子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后面是有人类发展的全生命的周期性规律的。

应试教育和批判性思维

对立吗

我曾经在朋友圈发的一篇评论衡水中学的文章。

我说，在某些人眼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曾经的衡水中学的学生。我们都经历了中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可以说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产物，怎么可能对衡水中学做如此简单化的断言。

我们曾经都是别人眼中的“衡水中学毕业生”，对此我非常有感受。

我的高中是在河北读的，90年代我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教育学院读博士。我是他们从中国大陆直接录取的第一位学生，在他们眼里我就像大熊猫一样。

他们会过来打量你：“据说中国学生整天都是考试，没有批判性思维。我们来看看你有没有。” 当时我每天都感觉在被全院的人审视。

其实，衡水中学不就是外国人看到的中国基础教育突出特征的承载物吗？

以应试教育为根本的目的，每天进行纪律化的训练，学生还要跑操。我当年在美国人的眼里就是这样的。如果我能说出点什么，他们就觉得好像我还有点独立思维能力，还有点批判性思维能力。

有一个严肃的问题，到底人的批判性思维、独立自主、创新性是怎么培养出来的？我想，我们依然没有很清楚。

回顾我的高中，它是保证不了学生八个半小时睡眠的，整天就是拼考试，高中一进门就在张榜。 我当年在北大是学理科的，但是后来坚定地学了教育，关键就是我高中的经历。我想搞清楚为什么教育必须如此痛苦？为什么分数是带血带泪的？

我不觉得我们已经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

我们社会对衡中、对一些知名高中的批评，大多数来自于先入为主的意见，认为某些培养孩子的方式就一定不会有素质，一定不会产生独立自主的思维，一定不会有创新。

我和同事小英都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产物，她不缺乏独立思维，我也不缺乏批判性思维。我的两位美国导师，他们跟着我第一次到中国，站在北京的大街上呆了，他们以为街上跑的都是苏联造的汽车，没想到都是美国造的汽车。

我说你们是UC伯克利的教授，你们发出这种断言难道不应该反思吗？

我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如果鞭子要打在应试教育上，应该打在“试”上，而不是打在“应”上。

是宏观的结构性因素导致了具体的县级政府、校长和老师产生如此的行为模式，我们如果一味微观地看他们的行为模式，而想去批判时，就容易忽视了导致他们行为的背后宏观的结构性原因。

这是不一样的教育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