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名万科中层管理人员的对话：股权之争改变了万科什么

AiIrvin

“我们曾经有段时间认为管理层已经彻底绝望了，但突然又仿佛起死回生。”
6月21日早间，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万科A，000002.SZ）公布新一届董事会人员候选名单，刚刚正式成为大股东的深铁集团给出的提名13人名单中，6名拥有深圳政府背景，这也给万科明确打上了国企的烙印。
数日之前，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与一名万科的中层管理人员进行了一次对话。
在被认为“大势已定”的情况下，从他的表述中，作为一名员工看到的是仍有困惑未解。一方面，股权之争使得集团“中央集权式架构”下放，地方公司获得了更大决策权从而形成了蒸蒸日上的“诸侯分割”状态；另一方面，管理层的不确定性，则带来了不可避免的人心思动。在下文对话中，该中层管理人员选择了匿名，以“万科员工”的身份亮相。
6月21日，新董事会候选名单浮出水面，也有万科员工发出感叹：风雨见彩虹。
变化：从“中央集权”到“诸侯分割”
这场发端于2015年下半年的股权之争从宝能系的不断增持，到2015年12月17日一份王石内部讲话公开挑起与宝能系的矛盾，一场大规模的公司并购与反并购的攻防战进入大众视野。在此后两年时间内，对外抵抗“野蛮人”的同时，万科内部也出现了一系列变化。
澎湃新闻：你是什么时候进万科的？
万科员工：2012年。最初的印象是非常好的，这家公司对外界尤其是政府层面还是比较阳光的，这对于一线城市比较成熟的政府部门有独特的吸引力。因为阳光，和政府招商引资的沟通更多的是通过品牌感染力、产品接地气、物业亲和力等，来打动对方，高层政府官员也愿意和万科多聊点提升整个项目所在地品质的话题。
这在我们后来具体对接项目的时候特别能感受到，别人容易信任你。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万科的整个架构，在整个地产行业内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澎湃新闻：股权之争后出现了变化？
万科员工：再完美的架构需要靠人来执行的，所以人是这个体系里面最关键的一点。作为万科集团内最基层的管理者，最大的感受就是自从股权之争进入第二个阶段开始。应该说，就是万科管理层正式回应了，第一个阶段就是宝能的不断增持，万科方面或者外界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反应，从管理层开始发起反抗了，直接有冲突之后，接下来就感觉整个内部管理状态就开始出现变化。
这种状态传达到最基层项目上面的表现就是，原来万科的管理架构三层管理，集团——区域——城市公司的具体项目，再到下面的一个个项目。那个时候，区域相对来说是弱化的，集团是非常强的管控，所有的人事权、资金权，区域只是个监管机制，由集团下达到区域、城市公司，再到一个个项目，每一个项目都是集团利润的来源，是一个几乎直接对接的实体。
但是自从股权之争之后，给我的感受就是集团的权威一步步丧失，区域影响力慢慢增大。广深区域、上海区域、北京区域，从三个区域的区首兼任本区域核心城市公司总经理这一点来看，区域有实体化倾向，这就形成了蒸蒸日上的“诸侯分割”，中央集权开始丧失。
上海区域的热带雨林计划发布会是比较明显的例子。以前类似这种大型的战略性决策会有集团大统筹，某一个区域可以先打造试点，试点经验成熟之后，如果可值得推广的话那应该是上报集团，由集团来负责推广，而不是由区域公司自己进行推广。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
澎湃新闻：你认为这种模式并不好？
万科员工：也不是完全不好，区域权力增加可以增加区域的积极性，而且我们觉得我们的决策时间也变短了。但也有一些其他问题。最简单的大家不知道你在那边的东西这边是不是有人做，就分成有万科ABCD了。有一些资源在北京可以做，那我在上海也可以做，我在上海可以做那我在广州深圳也可以做，没有一个市场统筹的管理，管理只有横向没有纵向了，就这么简单。
我觉得这样下去的话整个集团的品牌影响力是会下降的，区域的话语权在增加，各自都是干自己的一个小范围。
澎湃新闻：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万科员工：我想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中央是谁，以前很清楚谁是管理者，我们知道我们的任命是来自于哪里，但这些人是不是还会在下一届董事会上出现，是不是还会掌管整个庞大的机器的运行，没有人知道。出于自保，这个是高层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主动还是被动，事实表现出来的就是从未有过的区域的强大，这是最明显的表现。
以往所有人事的任命权，包括投资项目的决策权，一下子下放到区域层面，集团的管控相对来说会弱很多。以前投资项目决策主要是报给集团的投资决策小组。后面就是城市公司总经理在管。
对下面来说，其实是很不利的，因为作为一个管理者，我管理我的团队，一定是我能对他有所触动，他的前途是我能把控的，说白了就是人和钱怎么把控，如果这些东西集团没有办法掌控的话，还是回到那句话，再好的体制，也得看什么样的人运作。集团里面，原来是一条心，一个方向。一旦下放到四个不同的区域，我觉得每个区都有每个区不同的想法，这势必会造成体制内部的摩擦和利益的相争，会影响这个效率。
我不觉得这次股权之争给大家带来多大的好处，相反，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有些区域公司领导人、城市公司领导人，会放弃原本可以快速推进项目的一些机会。
澎湃新闻：怎么理解？
万科员工：就是在集团管理层非常明确的情况下，如果这个项目在三年内可以做成，那是你的成绩，但是如果你做完之后，管理层突然换掉的话，这些成绩应该向谁来表现。所以，当你没有看清楚上面的管理层是谁的时候，最好的自保方式就是拖。
我们现在有许多项目为什么迟迟没有推进，这不符合万科一贯的效率原则，我不觉这些这么睿智的领导会想不出办法，办法一定是有的，这是我觉得股权之争给大家带来的迷茫。
做一件事情总归是需要目的的，被公众认可也好，企业认可也好，如果管理层都动荡不安，大家不清楚谁能给自己带来明确方向的人，一动不如一静。所以会影响我们的效率。在有些方面，和政府的合作方面会有一些摩擦产生。
离职：我知道管理层都曾经找过退路
2016年3月、4月的时候，万科的高管们成为猎头挖角的对象。这也使万科管理层感受到了压力。明显的表现是，受到股权风波影响，不少房企同行纷纷对万科进行挖角，2016年上半年万科总部员工的离职率已经与2015年全年持平。
澎湃新闻：似乎万科去年的离职率特别高？
万科员工：我听说的数据很大，但是每个月邮件发出来的也就只有十几个，也有人说是公司怕影响不好，邮件故意弱化分化了。离职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有个人感情因素，也有个人寻求更好发展渠道，也有因为上面换新领导来要磨合，这种磨合要么选择继续留下来要么选择更好的平台，各种情况都有。企业有企业的考虑，员工能给自己做主的机会并不多。
我们有一段时间对公司前途特别迷茫，主要是两件事情，一个华润跟它的决裂，还有三个董事代表提反对意见，当时就不明白管理层为什么要跟华润闹翻，我们一直觉得华润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对象。还有就是后来宝能提出要改选董事会这件事情，这可能是最大的麻烦。
当然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这个层面的人能够知道的。但我知道万科的管理层确实在股权之争最惨烈的时候（编者注：具体是指2016年初）是给自己准备退路的。但这个过于隐秘我也不方便补充，我只能说是有，确实是有。
澎湃新闻：公司后来有什么措施吗？
万科员工：去年（2016年）股权期间比较紧急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凝聚力大会，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大概是半年或者三季度的管理层会议后，作为一个专题提出的，参与范围是地区公司责任合伙人、城市公司各职能平台第一负责人、各项目项目总、各事业部营销总，商业资产公司各总监，产业资产公司各总监等。当时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安抚人心。这是从集团下达下来的，然后到各个区域，我们会有人员盘点，那会儿就很担心人员的流失，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留住核心人员。
后来到了去年大概9、10月份的时候刚刚调过一次薪，幅度还可以，有30%左右的上下浮动，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调整。但今年一季度的奖金又没发，大家担心是不是就不发了，这就意味着把上涨的薪水再降回去，大家就都有点不满意，所以猎头一听说又开始行动了。
对一般性的企业来说年后通常是大规模离职潮，但万科反而是这两个月超过刚刚过好年的离职率。我相信可能这是股权之争的一些（影响）。当然这可能有公司瘦身的主观的因素。
澎湃新闻：瘦身具体指？
万科员工：强制性的裁员，（2016年）年底的时候提出的，一个我也没看懂的瘦身计划。年底考核的时候确实有提过，就是末尾淘汰制，哪怕是业绩达标的也是有指标的，但是跟现在的比起来，我觉得还不是特别明显，我觉得末尾淘汰制每个企业都会有，这是优胜劣汰的很自然的选择方式。我不知道这是主动选择还是外因影响，这段时间离职的人员非常多。
澎湃新闻：讲讲对你本人的影响。
万科员工：从我本人来说，2016年3月、4月份的时候是接到猎头电话最多的时候，我当时就跟他们说在股权之争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说法的时候，我还是想和公司共度患难的。因为我觉得万科对我帮助非常大，不管是否会最终离开，我不希望在那个时候雪上加霜，手上管的项目如果因为我的离开而出现什么问题我会非常心疼。
实际上可能现阶段股权之争才对员工的利益产生影响，之前对员工的利益影响并不大。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基层和中层的管理人员，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晋升通道是谁，因为我们每个要往管理岗位做的人更想知道谁对我负责，对我负责的人不确定的话一定会影响积极性。就像我管理的团队，“项目总”如果心思都不在项目上，想换方向或者自己找后路的话，这个团队一定不稳。股权之争对整个万科团队的影响就在于此，因为你瞒不住。你认真工作赚取业绩本来是想有个人给你认可的，获得一定反馈的，但如果这个人因为股权之争或者管理层的动荡离开的话，或者派新来的领导来的话，你的业绩认不认可也是个问题。
未来：“你们还是自由经济体的身份吗？”
当股权之争最终落定，外界对于万科确有了新的疑问：万科原来的效率可能是在自由经济体制下产生的，一旦纳入体制内，你们还能跟之前一样高效运作吗？
澎湃新闻：你刚刚说的都是内部的影响，对外呢？
万科员工：肯定也是有影响，包括在银行体系内的一些授信、资金的流转，这是在最初的阶段，金融授信伙伴会有一些疑虑，担心股权变更后自己的实际合作方变了，而他们又不太希望跟这类公司合作。
从投资角度来说，主要影响到两方面，一方面是并购类的，还有就是和政府的合作。我们想获取新的项目，本来我们是觉得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有很好的品牌，我们之前做的贡献也很多，可以把之前的一些经验带到新的地方来尝试，别人就会很敏感地说，“未来你们说的还算吗？还能按你说的这么来做吗？”包括到后来恒大的介入也让事情朝着更不确定的方向发展。
澎湃新闻：怎么看以后的“国企”身份？
万科员工：这一点我们自己也有点困惑的，还有就是与合作方的合作，比方说跟国企的合作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未来是否我们来操盘，万科操盘最大的优势可能是我们是体制约束较小，是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不用像国企那么死板，但在不确定因素下，未来有可能是股东方变化的话，你还是自由经济体的身份吗？
就像现在，万科如果是国有控股的话，那么所有手续都要像国企一样，效率你怎么保证？再好的机制你也得在相同的体制下才能发生效率，现在你怎么办？这是我从自己的接触中非常清晰的一个感受。
现在回头来看，王石对目前的局面应该是早就有数了。去年我曾经和王石吃过一次饭，当时王石表露出来的心态是很好的。感觉事件至少是按照他的设想在发展，可能不是要在某个具体的时间出来，但至少管理层的大致方向是朝着设想走的。
怎么说呢，我们曾经有段时间认为管理层已经彻底绝望了，但突然又有了起死回生，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注：应采访者要求，文中身份做了隐去处理。）